隨手翻翻空中雜誌，恰看到蘇軾寫的《點絳唇》：“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蘇老大似乎不喜歡跟人同坐，但我喜歡。那麼我願意與誰同坐呢？金農有首題畫詞曰：“記得那人同坐，纖手剝蓮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過那樣同坐的人——當然不只是纖手，粗細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個個都漸行漸遠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時代的同桌肖麟，已經鶴歸千日了。正應了我大學時寫的詩：“當年滿座風流子，幾###宵共泛舟？”如今，欲與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經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麼喜歡到小飯館裡吃拉麵、吃涼粉、吃肉串，原來我是要與他們同坐——與那些粗聲大氣的民工、蓬頭垢面的民婦，我從他們的歡笑打鬧中看見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實地活在人間。

懷著這樣的思緒走在冰城的街頭，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認出。東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臉對臉逼上來問：“我昨天看你跟竇文濤在電視上啊，怎麼一下跑這兒來啦？你，你是你嗎？”

我忘了帶墨鏡，便俯首鑽進一條衚衕。不料一聲責問撲面襲來：“你還要往哪兒走啊！”抬頭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學潘冰——現在是錦繡電子的潘總。便到她的辦公室同坐了一會兒，拿了上次聚會的合影。聊起她當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給取的外號“為愛情”，還有白泉、王軍等。潘冰說找到郭偉啦，還說趙曉明從加拿大回來，戴個絨線帽，模樣幾乎一點沒變。可惜我不能多坐，一連串要辦的事情等著我。告別了開始發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個小瓷娃娃似的，現在孩子已經跟我們當年一般大了。

記得那人同坐（2）

到哈爾濱是路過，只有幾個小時的自由空閒。給幾位舊雨打電話，不是空號就是關機。王老善辦公室沒人，手機說是空號。老倪更絕，全國百強城市裡大概只剩他一個還使用呼機，人家尋呼臺為他一個人還得開著。於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時的願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頭買了份號稱中國比薩的“鄉巴佬燒餅”，擠著買的人很多，哈爾濱人喜歡扎堆兒。燒餅確實風味獨特，軟脆酥香。邊走邊吃，一面想著從小到大曾經同坐過的親人、鄰居、老師、同學、朋友、戀人……幾句詞漾漾地湧上心來：“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幾聲彩鈴打斷了我的迷思，低頭一看簡訊：“幹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燈突然亮起，乃發現燒餅已經吃完了。我輕輕地舔一舔雙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帝國主義的乏走狗（1）

本人文章一向溫柔敦厚，雖然經常被譏笑為庸俗無聊，但一般很少遭到政治批判，所以很為那些假自由主義英雄氣惱，他們恨我為什麼不進監獄。凡是不進監獄者，就意味著是政府的走狗，是專制的奴隸。我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很“安全”，就得宣佈自己經常倒黴，而且必須實際倒黴。唉，做人難啊。

下面是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然後我再貼一篇某權威對我的批判。幸虧時代畢竟變了，否則這一篇批判，就夠我進監獄了。

最近遇到一件很蹊蹺的事，我的幾篇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時，均被不謀而合地刪去了含有“帝國主義”字樣的句子。有篇文章是“一稿多投”，先後在遠隔數千裡的兩家報紙發表，兩位責編彷彿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一出手就英雄所見略同地輕輕抹掉了那個“帝國主義”。我捧著樣報，不禁感慨萬千。

責編刪改作者的文章，是常有的事，也是編輯的工作職責。我的文章由於經常不合正人君子的口味，被編輯修剪潤色一番，已經幾乎成了我懶得提起的慣例。再說約稿的編輯大多是我的朋友，他們並不是膽敢蔑視我的語文功夫，而是懷著“這也是為了您好”的心情毅然下刀的，目的是咱們彼此都少惹點麻煩。所以，我一般也頗能理解編輯的善意，不跟他們秋後算帳。總不能為了咱自己說話痛快，砸了編輯朋友的飯碗不是？

然而這一次，我覺得非說幾句不可了。因為如此默契的閹割行為，已經超出了責編與作者的關係。也就是說，這已經不是編輯的個人行為，而是在這背後，有一隻強有力的看不見的手，藉助編輯的筆，刪去了那個令他無比討厭的“帝國主義”。那麼這隻手到底是誰的手呢？

我想，這隻手不會是一隻政治的手。我想決不會有哪個政府部門、哪個官方機構命令所有的媒體編輯們：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刷品上，不許出現“帝國主義”的字樣。我想不但我們中國不會，其他發達不發達國家都不會，就連帝國主義的大哥大美帝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