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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深圳的時候,愛梅和我住的是一棟花園洋房,我們的生活是比較優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說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裡。但是,到了日本,我們幾乎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過活,彷彿一瞬間又落入了地獄。愛梅難免有些抱怨,不時數落我兩句:“放著花園洋房不住,偏偏到這個島國熬窮日子,就為了學你的服裝設計。唉,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不過,愛梅並沒有為此而冷落了我。當時我們都要打工,她給一家中國餐廳洗盤子,而我則繼續在情人旅館和飯館間奔走。我打工的時間是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七點,中間會在飯館那裡得到一份免費午餐。愛梅沒來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餓著幹活,那滋味是很難受的。但是,愛梅來了以後,她天天都會在家做了早餐便當,然後風塵僕僕地給我送來,吃著她做的飯菜,望著她漸行漸遠的俏麗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佈了招收十萬留學生規模的計劃。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放開了鼓勵個人赴海外留學的政策。我和愛梅,都是這批中國留###的成員。

在有利形勢的推動下,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建立起來,形成了新興的熱門產業。可是,這裡面也有相當多的學校徒有虛名,他們的真正目的僅僅只是為了騙錢,撈到外國留學生的學費,連最基本的教學裝置和師資力量都不具備。另一方面,以我們這些語言學校的學生為賺錢物件的機構和個人也紛紛湧現,在中國,這類機構或個人主要就是操辦留學中介。80年代後期,日本正值泡沫經濟時代,社會消費能力異常強勁,各行各業都一派繁榮,對勞動力也呈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在一些做著發財夢的中國人的眼裡,日本簡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筆的“黃金之國”。於是,為那些渴望來日本的中國人開辦的中介機構和中間人氾濫成災,專搞運送偷渡客的“蛇頭”也大發橫財。

面對金錢的誘惑,人性的抵禦力因人而異。一些本來抱著求學目的來到日本的正規的留學生當中,也有人逐漸染上許多不良習氣,甚至開始參與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當時中國經濟發展還遠落後於日本,現實中高額的學費和生活費用始終壓得中國留學生喘不過氣來。按照日本法律規定,留學生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打工,但涉及色情、賭博等行業是被禁止的,然而,實際上誰都知道,還是有一大批學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條路,再想回頭或剎車就不那麼容易,相反,他們只會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級裡,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階時裝,還化了妝來上課,誰都明白她從事的是什麼工作。我最高的工資是搬家的每小時約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罵俏,可以很輕易地拿到每小時三千日元。還有一些膽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庫賭博機上做手腳,居然可以在一個月之內掙到幾千萬日元,這樣的鉅款的誘惑,可不是每個人都能抵擋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範勇和陳海波說因為我妻子剛來,要為她接風。我本不願讓別人破費,但當時我們三個人的關係已經相當好,他們的盛情難卻,就和愛梅去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晚飯的地點是新宿的一家高階飯店。我曾在樓下仰望過,根本不敢奢望能到裡面吃飯,因為樓下的選單上僅一盤麻婆豆腐就要兩千多日元,頂得上我兩三個小時的工資。更令我震驚的是,範勇和陳海波對此似乎並不在意。他們點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計至少需要花費五六萬日元。這時我才意識到,他們在學校雖然很平常的樣子,但暗地裡還是不同的。在愛梅去洗手間的空當,陳海波終於向我坦白,他們跟著一個叫小平哥的人在彈子賭場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來萬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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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與人妖共舞(3)

“我們是好朋友。你要是有興趣,過來一起幹吧。” 陳海波說,“別給人擦屁股了。”

我沒多想就婉言謝絕了,畢竟,我還算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不一會兒,愛梅回來了,他們也沒再提起這件事。

等到夜裡回到我們簡陋的住處,愛梅有些不滿地說:“同樣來了日本,人家怎麼混得那麼好啊?”我沒做聲。我想,這是我選擇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難,我也絕不後悔。

我現在回想起來,自己當初為何滿足於做著每小時只有數百日元的體力勞動,為何我最終還是躲過了那些誘惑?人的一生是由許許多多幸運或不幸的事情縱橫交錯在一起的,我沒有陷入到旋渦中去,實在是一種福分——至少我現在還是這種心態。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賺錢,要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