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律法之根本了。”

“律法之根本？”

魏仁浦道：“就是立法之權與修法之權。而這一點，又恰恰是當前亂麻的癥結所在。”

郭汾聽得默然，因想起天策政權下的立法與修法的情況來。

天策政權的建立為時甚短，而且中間戰爭不斷，沒有時間從容地來進行律法建設工作，許多事情都是倉促上馬，法律的訂立沒有也不可能形成嚴謹的程式。大致而言，天策大唐的律法有四個源頭。

第一個自然就是唐律。這是天策大唐律法的基石，當初安史之亂以後，郭楊魯為以及安、慕容等世家在與中原隔絕的情況下，仍然能保有許多重要典籍最根本的兩方面，一個是兵法，另一個就是唐律了。

當然，由於僻處邊疆，所以安西唐軍的唐律也就不可能保留得像中原那麼完整，而且百年遷徙，這中間遇到的變故太多，就算對已有的唐律也不可能一成不變地貫徹，故而便從實際需要中補入了許多適合西域土壤的習慣法來。

在進入疏勒之後，安西唐軍開始從苟延殘喘轉入有向內拓展根據地的政權建設，考慮到境內各族混雜、諸教並立，極為了鞏固政權又為了團結諸族，便援請諸族諸教的有識之士一起修訂法律，所以如今天策大唐的律法裡面便有了第三個源頭來自各族各教的一些原素。

各教相同者存之，各教有歧異者則謀求一個折中的方案，若是衝突無法解決時，比如面對一神教那種對異教徒的歧視與打擊，或者野蠻部族的野蠻習俗等，則由張邁居於其上，勸說甚至強制改俗！當前天策政權下的天方教比起境西的天方教已有不同，而境內的許多蠻族也逐漸文明化，這便是律法的第四個源頭以張邁為首的天策中樞的意見了。

範質和魏仁浦都是有心人，兩人入涼以後對天策政權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律法也是他們極為重視的一方面，這時魏仁浦根據自己的認識將天策大唐的律法源頭一一分析出來，條理之清晰連郭汾也感到詫異她覺得連**官張德都未能做出這樣的分析呢。

這四個源頭中前三個源頭在律法細則上佔據了大部分的篇幅，但第四個源頭以張邁為首的天策中樞的意見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前三項律法的保留與否，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張邁的選擇。在天策軍建軍立國的日子裡，許多律令便都是張邁在馬上與鄭渭、楊易、張德等人商議之後決定，書記將之紀錄，公諸於眾後沒有遭到反對的話，這律法就算成文了。

對於天策大唐的這種立法“程式”（假如這算程式的話），魏仁浦在言辭之間沒有帶一點批評的意思，因為在他和範質的觀念中，“聖王立法”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既然已決議入涼，心中自然是已經將張邁當做聖王了，而他的目標，以正是要輔佐這位聖王成就聖主之業，所謂“立法而為天下法”是也。

“我天策大唐在元帥之前，並無明顯的祖宗規矩，”魏仁浦這句“我天策大唐”叫得一點違和感都沒有，他分析到這裡，說：“是以立法修法之權，在於聖王，聖王即是元帥！如今聖王不在，朝中文武兩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朝政陷入混亂的亂麻癥結，便在於此了。”

郭汾道：“若依先生之言，要解決當前之事，卻該如何是好？”

魏仁浦道：“有經、權二事。經者，便是本百姓之心修訂律法，以補當前漏洞。權者，便是在現行律法中謀一策略，使百姓舒困緩難，使國家轉危為安，又不觸犯國家之律法，投鼠而保器。”

郭汾道：“如今最麻煩的事情，便是元帥不在涼州，東西萬里，也沒法到遠西請示元帥，這修法之事，難道要等到元帥回來才辦不成？”

“這個……”魏仁浦道：“立法乃是國之神器，就不是我們所敢妄議的了。”

郭汾聽他的口氣，分明不是沒有主意，而是“不敢”，便道：“這裡是市井小廟，咱們在此避雨閒談而已，先生若有辦法不妨一吐為快，又不至於有什麼罪過。”

範質心道：“那可未必，你若是個普通人，這話說說無妨，但你是張夫人，這話說出來只怕就要變成真的！”便給魏仁浦連使眼色，要他慎言。

可魏仁浦自入涼州以來，吃多了苦頭，他又比較耿介，不肯隨波逐流，對與天策大唐的情況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然而日常也就和範質等人說說，很少有在普通聽者面前一舒胸臆的機會。而跟範質討論，以及跟郭汾言說，那種感覺是不同的。跟範質討論，由於兩人知識水平層次相近，許多話彼此是點一知百，不用多說，有時候又彼此截住話題，以作爭論，哪裡像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