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繫好了阿黛勒碰巧鬆開的圍涎，哄她又吃了個小麵包，把她的杯子再倒滿牛奶，隨後淡然問道：

“我猜想羅切斯特先生不會馬上回來吧？”

“說真的，他要回來了——他說三天以後到，也就是下星期四，而且不光是他一個人。我不知道在里斯的貴人們有多少位同他一起來。他吩咐準備好最好的臥室，圖書室與客廳都要清掃乾淨。我還要從米爾科特的喬治旅店和能弄到人的隨便什麼地方，再叫些廚工來。而且女士們都帶女僕，男士們都帶隨從。這樣我們滿屋子都是人了。”費爾法克斯太太匆匆嚥下早飯，急急忙忙去做準備工作了。

果然被她說中了，這三天確實夠忙的。我本以為桑菲爾德的所有房子都纖塵不染，收拾得很好。但看來我錯了，他們僱了三個女人來幫忙。擦呀，刷呀，沖洗漆具呀，敲打地毯呀，把畫拿下又掛上呀，擦拭鏡子和枝形掛燈呀，在臥室生火呀，把床單和羽絨褥墊晾在爐邊呀，這種情景無論是從前還是以後，我都沒有見過。在一片忙亂之中，阿黛勒發了瘋。準備接客，盼著他們到來，似乎使她欣喜若狂。她會讓索菲婭把她稱之為外衣的所有“toiettes”都檢視一下，把那些“passess”都翻新，把新的晾一晾放好。她自己呢，什麼也不幹，只不過在前房跳來奔去，在床架上竄上竄下，躺到床墊上和疊起的枕墊、枕頭上，面對著熊熊爐火在煙窗裡譁剝作響。她的功課已全給免掉，因為費爾法克斯太太拉我做了幫手。我整天呆在貯藏室，給她和廚師幫忙（或者說增添麻煩），學做牛奶蛋糊、乳酪餅和法國糕點，捆紮野味，裝飾甜點心。

這批客人預計星期四下午到達，趕上六點鐘吃晚飯。在等待期間我沒有工夫去胡思亂想了。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樣賣力、一樣高興——阿黛勒除外。不過我時時會感到掃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疑惑、凶兆和不祥的猜測。那就是當我偶爾看到三樓樓梯的門慢悠悠地開啟（近來常常鎖著），格雷斯·普爾戴著整潔的帽子，繫著圍裙，揣著手帕，從那裡經過時。我瞧著她溜過走廊，穿著布拖鞋，腳步聲減低到很輕很輕。我看見她往鬧哄哄亂糟糟的臥房裡瞧了一瞧，只不過說一兩句話，也許是給打雜女工們交代恰當的清掃方法：如何擦爐柵，如何清理大理石壁爐架，要不如何從糊了牆紙的牆上把緞子取下。說完便又往前走了。她一天下樓到廚房裡走一次，來吃飯，在爐邊有節制地吸一菸斗煙，隨後就返回，帶上一罐黑啤酒，在樓上陰暗的巢穴裡獨自消遣。一天二十四小時中，她只有一小時同樓下別的傭人呆在一起，其餘時間是在三層樓上某個橡木臥室低矮的天花板下度過的。她坐在那裡做著針線活——也許還兀自悽楚地大笑起來——像監獄裡的犯人一樣無人作伴。

最奇怪的是，除了我，房子裡沒有人注意到她的習慣，或者似乎為此感到詫異。沒有人談論過她的地位或工作，沒有人可憐她的孤獨冷清。說真的我一次偶爾聽到了莉婭和一個打雜女工之間關於格雷斯的一段對話，莉婭先是說了什麼話，我沒聽清楚，而打雜女工回答道：

“估計她的薪金很高。”

“是呀，”莉婭說，“但願我的薪金也這麼高。並不是說我的值得抱怨——在桑菲爾德談不上吝嗇，不過我拿的薪金才是普爾太太的五分之一。她還在存錢呢，一季度要去一次米爾科特的銀行。我一點不懷疑她要是想走的話，積下的錢能夠她自立了。不過我想她在這兒已經呆慣了，更何況她還不到四十歲，身強力壯，幹什麼都還行，放棄差事是太早些了。”

“我猜想她是個幹活的好手，”打雜女工說。

“呵，——她明白自己該幹什麼——沒有人比得過她”莉婭意味深長地回答說，“不是誰都幹得了她活的，就是給了同她一樣多的錢也幹不了。”

“的確幹不了！”對方回答。“不知道老爺——”

打雜女工還想往下說，但這時莉婭回過頭來，看到了我，便立即用肘子頂了頂她夥伴。

“她知道了嗎？”我聽見那女人悄悄說。

莉婭搖了搖頭，於是談話嘎然而止。我從這裡所能猜測到的就是這麼回事：在桑菲爾德有一個秘密，而我被故意排除在這個秘密之外了。

星期四到了，一切準備工作都已在前一個晚上完成。地毯鋪開了，床幅掛上了彩條，白得眩目的床罩鋪好了，梳妝檯已經安排停當，傢俱都擦拭得乾乾淨淨，花瓶裡插滿了鮮花。臥室和客廳都已盡人工所能，拾掇得煥然一新；大廳也已經擦洗過，巨大的木雕鍾，樓梯的臺階和欄杆都已擦得像玻璃一般閃閃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