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卡里的錢轉入國庫相關賬戶，作為公益支出。兩人聽了知道不便細問，馬上去辦理。此刻張興聽了秘書一問，如實說道，確有此事，我已經透過正式組織程式上繳國庫轉為公益支出了。秘書聽了，也乾脆道，好，我馬上向領導彙報。說完放下電話。張興此舉既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自己那些拿獎的同僚們。他對此事的理解，水至清則無魚，自己無事同僚有事，自己保護有事的同僚無事，自己無事便可以放心去為有事的同僚遮風擋雨，權當是對同僚們對自己工作相助之恩的報答，再說了，自己作為一個地方的最高官員，父母官，承擔著地方發展繁榮穩定的最高責任。一想到百姓的口碑，其他一切儘可捨棄。

吳為的荒謬論，又在啟發張興繼續思考。政治清明是否回到過去那種一貧如洗的清明狀態。他為自己腦海中閃現的突發奇想觸動了思緒，不由得沿著這個思緒繼續想下去。關鍵是合法性。合法性的內涵。法律如何確定剛性的界限。他又回思那個江南富豪村，富豪村的村長就是市長。又身兼董事長，董事長自然是企業家。他順勢想象著，假如自己的妻子不是旅遊局的局長，而是辭去了旅遊局的局長職務承繼了父親董事長的位置。或者更加乾脆一些，自己娶的媳婦並不是當局長的唐秀芳，唐秀芳也從來就不是公務員，只是一個高學歷的富家千金，兩人結為夫妻，一個經商一個從政，自己甚至不必拿工資。自然也不必需要什麼高薪養廉，直接由當企業家的妻子供養就是了，是豪富養廉，比高薪養廉更進一步。自己也不必象自己那些寒酸的同僚們透過**的方式去成為富人，可以象現在的自己這樣乾乾淨淨地從政了。更加進一步地想，如今的企業家，可以當選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未來可不可以當選市長甚至書記？那天座談會上，他聽到大家七嘴八舌議論時，有人說道，乾脆讓具備從政資質的有錢人來當官，不就免得貪腐了，可以乾乾淨淨地去從政，政治就會變得清明瞭，甚至比那個高薪養廉來的還方便容易，不必去花納稅人的錢去養廉。張興又想到，如今的百姓也出奇的寬容，就象黨章裡相容了貧富，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如果再開點口子，容許他們當市長、書記，可不可以啊。其實，拿了超高薪的國企董事長們也的確有從了政當上高官的，卻依然在貪而且貪起來沒完沒了，就實在說不過去了，是高薪豪富養貪，是富而又貪，貪而更富，那就不屬於體制機制法律問題了，而是這種人貪心太熾太重太烈了，攪亂了全域性，屬於心機有問題。只好祭起國法利器嚴加懲處。百姓們議論起貪腐，可是夠寬容的了，只要你把地方工作搞上去，讓老百姓們富起來，看到市裡的高樓大廈林立，繁榮發展起來，老百姓衣食無憂有房住而且越住越好，有車開車品檔次越來越高，貪點也未嘗不可以。張興藉著吳為的思維定勢繼續想象著，既然面對的是一個荒謬的存在，自己也就可以荒謬的想象下去，觀者就權當是遊戲小品相聲，當笑話去對待，千萬當不得真。

張興判斷時勢世風已轉，由過去長期追求高速發展轉向謀求政治清明，這個政治清明更加需要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去理解思考。張興想，自己身為一個城市的最高官員，能夠在走向政治清明的時代做點什麼。他對政治實踐的認識已經由職場文明提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他經過一番思考和評估，認為在反腐防腐方向要實現正面突破的風險太大，他不禁為自己剛才一番理解捏了一把汗，轉念又為自己的這番想象感到慶幸，自己連政治清明的時代內涵都沒有搞清楚，怎麼可以為實現政治清明做什麼，不等於稀裡糊塗去做事情，而且是做高難複雜的事情。歷史在前進，時代在發展，連貧僧都在變成富僧，富僧的說教比貧僧的說教會更加令人信服。在走向富裕的時代，貧官自然也可以變富官，而且富官比貧官做起工作來內心沒有負擔不再是寒酸相讓人瞧不起，說起話做起事來更加有說服力感召力，知道如何才能富也就能夠減輕百姓負擔有效帶動百姓致富，只是要搞清楚這個富官是怎麼富起來而已。自己也應該應時而變，對這一切建立起嶄新完備的理解，才能把握工作上的主動權。張興覺得自己才真正想開了，心情無比的愉悅起來，想象著那個吳為只是看到了荒謬的存在，卻被那個荒謬的存在擋住了沒有進行更加透徹的思考，等於沒有穿越荒謬的存在，大腦中還存在那種荒謬感，只有穿越了荒謬的清淨才是真清淨，實現了大自在，如同釋迦牟尼穿越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無所謂空色才實現了大自在。現在的自己感覺豁然開朗，體驗到只要真正想開了，有官也可以一身輕，自己這才是大自在，做起事來才可以遊刃有餘，應避實就虛，他想避實就虛逐步深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