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寫於元豐五年，其時蘇軾是以罪人身份謫居黃州。

至於更為遠久的屈原，不消說了，屈原本身就是一幕悲劇，而《離騷》的意思就是離愁和牢騷。

看起來，逆境出好詩，逆境出大詩人的邏輯是成立的。詩文一理，於是也就可以理解為逆境出好文章，逆境出好作品，諸如此類。

按說，從讀小學時起，我輩凡人大約就都被告知“庭院難練千里馬，花盆難長萬年松”的道理。誠然如是。然而，有些事情說起來是一回事，做起來就是另一回事了。倘若你要問“馬們”，有誰不願做千里馬？大約是沒有的。可是真正你讓他在千里馬與臥槽馬之間做一選擇，口頭上口口聲聲要做千里馬的那些馬們十有*卻是寧願選擇臥槽馬的安逸與舒適了。

返回來我們再說一說詩文與詩人和文人的事兒。應該說，時下我們社會對作家詩人的關懷在某些方面，對某一部分人那是十分可以的了，但這方式卻有些值得商榷，譬如將文人們以某種形式“圈養”起來似乎就很不科學。想當初，蒲松齡，施耐庵，曹雪芹們如何寫作，如何生存就不要說了，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好象也沒有一個是拿著津貼搞創作的，但是他們都寫出了各自傳世的經典作品，倒同樣是這些人，在受到國家種種關懷之後，房有得住，車有得坐，錢有得花，卻偏偏就再也寫不出好作品來。箇中原因，難道不值得作家們和企圖“管理”作家的人們思考？更可置疑的是，現如今，某些機構，名曰群團組織，實則靠國家財政，花著納稅人的錢，專門把一些嶄露頭角的文人詩人們收羅起來，“圈養”起來，目的或許是好的，但作用卻難說了，而事實是，在我的記憶中，進入那個“圈”的人們一般來說都很難超越曾經的自我。

嗚呼！難怪現如今市面上新書日多而好書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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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　李廣　太史公

看了這個題目，有人必會笑我，莫不是要演一出“關公戰秦瓊”吧？非也！原因有二，其一，他們三人，雖說隔了幾百年才先後走上歷史舞臺，但卻是一個陣營裡的，彼此之間原本不會打架；其二，他們中間，尤其是唐代大詩人王維和漢代的二位人物之間，雖說互不相識，卻是因了一起公案而真正能夠聯絡起來的。

一切皆因王維的兩句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老將行》），而王維之所以寫出這樣完全違背歷史真實的“名句”，溯源卻在於想當年太史公司馬遷在記載這段歷史時的一點私心。

我們知道，衛青者，漢大將軍也，前後七次統兵出擊匈奴，每戰必勝。正是由於他和他的外甥，驃姚將軍霍去病的果敢指揮和身先士卒，迫使長期侵擾北方地區的匈奴不得不遠遁大漠，在一段時期內，基本解決了北方遊牧民族的邊患問題。衛、霍之功高，怕是任何一位同時代乃至或早或遲的將軍們莫可攀比的。但是，在太史公司馬遷的“鐵筆下”又是怎麼體現的呢？衛青、霍去病二人共列一傳《衛霍列傳》，而常敗將軍李廣卻獨享《李將軍列傳》。在極其重視規格等級的司馬遷筆下，這種筆墨的分配絕非偶然，絕非失誤。而究其原因，則在於司馬遷與李廣嫡孫李陵私交甚好。而恰恰是這位“飛將軍”的後代，在作戰不力的情況下竟然可恥地投降了匈奴。而我們可愛的太史公又恰恰是因了不合時宜地在武帝面前為李陵說情而下了大獄，受了宮刑。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感慨封建帝王的喜怒無常中那種非人道的殘酷，也不得不懷疑太史公在其後書寫那段歷史時是否在面對相關人物時或多或少藏有並非光明正大的私心與報復心理。

問題在於，幾百年後，大詩人王維正是受司馬遷這段可以置疑的“史實記載”而毫無原則或過度地把同情寄予李廣而不公正地把衛青、霍去病彪炳史冊的戰功用“天幸”二字來加以貶低。進而，很多年後還影響著對這段歷史並不一定了解的讀者。有必要說明的是，同樣是受司馬遷的影響，與王維同時代的另一位大詩人王昌齡也寫過一首同樣著名的以李廣為歌頌物件的“名詩”：“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但區別在於，王昌齡之詩只是歌頌了李廣，雖則李廣從沒有成功地阻止過“胡馬”跨越陰山，但王昌齡並沒有在歌頌李廣的同時貶低別人，貶損那些真正有功於國的民族英雄，而王維卻恰恰相反，這就不能不說是大詩人王維一生中一次不大不小的錯誤或曰失誤了。

那麼，王維還有更大或更小的“失誤”嗎？有的。小的失誤在於他讀書不精，張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