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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我是當代小說忠實的讀者，你的小說我當時確實翻了，但我確實沒有看下去，就是覺得語言很嘈雜，還有就是覺得太殘酷，看了會很長時間心裡不舒服。

莫言：那讓你來採訪我，真是難為你了。

接著說，我們家鄉有句老話，叫做“貓頭鷹報喜—————壞了名頭”，意思是說，即便貓頭鷹報告的是喜事，人們還是不喜歡它。也有人說，“一次為盜，終身是賊”。我寫了幾個殘酷情節，就成了殘酷作家，你沒看到我小說中那些溫柔得要死的情節嗎？

從人性的角度講，每個人，其實都是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三位一體。我相信當年在菜市口處決戊戌六君子時，那觀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來定義的百姓。但那些劊子手之所以要那樣誇張地表演，就是為了滿足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夠那樣慷慨悲歌，視死如歸，其中也有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這樣，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種合謀的關係。

我這樣寫，是希望人能認識自己。回家問問你爸爸，讓他給你講講“文化大革命”時，有多少善良的百姓，變成了殘酷的幫兇。當然，在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背後，還站著一個集團，這些人，是受刑者、觀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我的寫作還能成長（3）

新京報：有一位作家說，我們總是書寫人性，認為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們的小說裡是不是應該有人性的理想，對這個觀點你怎麼看？

莫言：我的小說中，當然也寫了理想和希望，《檀香刑》中，所有的人都死了，但我讓那個身懷六甲的孫眉娘活了下來，這難道還不是理想和希望嗎？我曾經在小說結尾處寫上過“讓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這樣的理想之歌，可惜讓編輯刪去了。真是遺憾，他們的武斷，毀了我理想主義作家的名聲。

城市侷限？搖怕談思想

新京報：你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涉及了你的故鄉山東高密，你覺得在你的寫作中故鄉是什麼？對於你的寫作這個資源是無限的嗎？

莫言：現實中的山東高密，和我小說中的山東高密，基本上不是一個地方了。至於寫作中的故鄉，實際上是關於故鄉的記憶，而不斷地回憶自己的記憶的過程，就是創造故鄉的過程。

至於所謂資源，好有一比：假如故鄉是一片樹林，而樹上的鳥是資源，那麼，總會有鳥飛來飛去。今天飛來西伯利亞的天鵝，明天也許飛來馬來半島的金絲燕，當然也允許東京的烏鴉前來築巢。

新京報：你是否想過題材上的突破，比如你已經來北京這麼多年，你是否能夠關注城市人的焦慮和困境？

莫言：我生活在北京，從戶籍管理的角度來看，也算北京市民。但我內心裡不敢把自己當成北京人。城市人的焦慮和困境，我大概地知道一些，但我並沒有去研究，這是我的侷限。

新京報：你談到過自己很怕談思想，思想很可怕，你覺得一個作家可以不靠思想來寫作嗎？

莫言：看起來今後我應該改變說話的方式，不應該使用這種反諷的腔調。一個作家，不可能沒有思想。連智力障礙者也有自己的思想，連大猩猩都有自己的思想。我怕談思想，一是怕那種向組織彙報的所謂“思想”，二是怕在小說中說教，或者在文章中冒充思想者把許多簡單問題複雜化。

真正有用的思想其實都是從生活中抽象出來的大實話。孔夫子算不算有思想的？但一部《論語》，裡邊全是大實話，根本沒有故弄玄虛。我看了某些所謂的“思想者”的文章，感到他們實在是欺負讀者，他們不喜歡說通俗的話，他們從來不把狗屎說成是狗屎，非要說成是“狗，也就是DOG的排洩物”，這很優雅，但多麼麻煩。

另外，我不喜歡看那些擺出一副“思想者”姿態的人，一擺姿態，立刻露餡。“思想者”是羅丹的著名雕塑，安放在一個露天的公園裡，背對著馬路。從前面看這件雕塑，那是“思想”的姿態，但從後邊看，那就是一副“剛剛完成了一個排洩排洩物的過程而尋找揩拭物”的姿態。———這是一個在法國開旅遊公司的中國小導遊說的，儘管我們給予了他很猛烈的文化抵抗，但回頭一看，也只好無奈地承認，那姿態也真是挺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