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說：“你下午派人把那個學生的檔函函件送過來。”

曉莊師範是陶行知以前辦的學校，內遷時他把所有檔案都帶到了重慶。

這種找人開後門的紈絝子弟，換成別人直接就推掉了。但陶行知卻認認真真去查檔案，果然發現1929年那一屆有個叫段志開的學生。他收到中央銀行的函件後，立即回函寫道：經查證，該同學確係1929年從我校畢業，學習成績合格，學習社會學……

中央銀行收到回函氣瘋了，連忙打電話過來：“陶先生，請你通融一下，幫我們把這個關係戶推掉。這小子真不是個東西，屁本事都沒有，進了中央銀行也是個吃閒飯的。”

陶行知不鹹不淡地說：“不管他現在好與壞，也不管你們要不要他，我只是真實的反映情況。他就是曉莊師範畢業的，我只能證明這個。”

兩天後，那個叫段志開的青年提著禮物上門，說要感謝陶校長幫忙。

陶行知閉門不見客，只寫了一張條子：“我是從事教育的，一直在強調真實，但願你沒把我的真實用壞。”

段志開拿著字條愣了半天，也不知在做著什麼思想鬥爭，突然放下禮物轉身就走。他沒有去中央銀行報道，而是選擇參軍打仗，最後犧牲在抗日戰場上。

這是個真實的故事。

七月下旬。

陶行知從合川來到周公館拜訪，他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聽說周赫煊捐款大方，於是來這裡碰碰運氣。別的學校多少還有點政府撥款，但育才學校卻是民辦的，所有經費都靠陶行知到處化緣解決。

“陶校長，稀客，稀客！”周赫煊笑著迎接。

陶行知也不繞彎子，開門見山的說：“周先生，實不相瞞，我這次是來請求幫助的。育才學校的經費不夠了……”

“需要多少？”周赫煊直接問。

陶行知說：“一萬法幣。”

周赫煊笑道：“現在物價飛漲，一萬法幣哪夠用？我給你十萬！”

1941年夏天的一萬法幣，只夠買幾十袋麵粉。

陶行知剛坐下就重新站起來，抱拳道：“都說周先生是及時雨，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陶某感激不盡！”

周赫煊說：“以後學校資金不夠，儘管來找我。”

陶行知感動得不知說什麼才好，只是不停的抱拳揮舞，連連說道：“多謝，多謝！”

希望小學這些年也是一直在辦的，日軍入侵華北之前，周赫煊就讓文繡等人帶著學生南下。現在大後方已經有80多所希望小學，主要吸收戰爭孤兒和貧寒子弟入學，順便也幫一些低階知識分子解決了生計（當老師）。

如果說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有什麼施政亮點，那無疑要數教育事業了。

抗戰初期，常凱申就特別做出指示，把學生從徵兵物件中剝離出來，並大力發展教育來為戰後恢復做準備。八年全面抗戰打下來，國府的地盤越來越小，經濟越來越困難，但教育卻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

（大後方）在校小學生數量，從1936年的300萬，增長至1943年的676萬。在校中學生數量，從1936年的48萬，增長至1945年的120餘萬。在校大學生數量（含專科），從1936年的4萬，增長到1945年的8萬餘其中還去除了大量輟學參軍的學生人數。

大學和中學的學校數量，不但恢復到戰前水平，甚至比戰前增加了將近一倍。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雖然常凱申幹了很多混賬事，但卻對教育事業非常重視，財政那麼困難都還在加大辦教育的力度。咱們說句實誠話，這些在抗戰中走出的學生，為後來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980【家訪】

抗戰時期的教育發展，有兩個最為顯著的成就

第一，國家教育重心，由戰前的高等教育，逐步向初等教育轉變，主要是義務教育和掃盲工作的普及。

國府明令規定：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

當然，不喜歡國黨的朋友，也可以噴國民政府是在甩鍋。因為初級教育屬於地方自辦，主要經費由地方自籌，中央政府每年只撥發一定數額的補助款。

不過在1940年以後，由於地方財政困難，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並嚴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這一舉措，極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