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誌異》的傳奇性、趣味性，用李賀“秋墳鬼唱鮑家詩”說出《聊齋志異》的底蘊。蒲松齡寫小說受到孫蕙、張篤慶等朋友的勸阻，卻在一位臺閣大臣那兒得到賞識，他非常激動，有一種“春風披拂凍雲開”，“青眼忽逢涕欲來”的感覺，他以王士禎的私附門牆的弟子自居，真誠地希望王士禎能給《聊齋志異》寫序。王士禎答應可以考慮，但最終沒有寫。這可以理解，臺閣重臣給窮秀才的“鬼狐史”寫序，是需要一點兒勇氣的。有趣的是，歷史常跟人們開玩笑，當年蒲松齡希望透過王士禎寫序提高《聊齋志異》知名度，現在《漁洋山人精華錄》煌煌鉅著裡知名度非常高的詩歌，竟然就是這首《戲題蒲生〈聊齋志異〉卷後》。歷史常跟人開玩笑，你明明想走進這個房間，結果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這樣的結果恐怕是王漁洋和蒲松齡都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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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墓被掘所見（1）

我關注並調查蒲松齡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況，是想透過墓葬搞清蒲松齡到底有沒有“第二夫人”。

蒲松齡18歲時奉父母之命和劉氏成親。劉氏荊釵布裙，少言寡語，講究實際。蒲松齡和她是柴米夫妻、貧賤夫妻，不是神仙眷侶、浪漫情人。這一點，蒲松齡的《述劉氏行實》寫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齋愛情卻種類繁多、描寫細膩。能把愛情寫得如此多樣、如此動人、如此出神入化，總該有作家親身的愛情經歷在內吧？基於這樣的認識，上世紀80年代初學術界出現了“蒲松齡第二夫人”之爭。

1980年田澤長教授發表的《蒲松齡和陳淑卿》一文根據《蒲松齡文集》的《陳淑卿小像題辭》提出：這篇駢文寫的陳淑卿是蒲松齡的情人。蒲松齡22歲時逃避“於七之亂”，在一個古老山村跟年僅十六七歲的陳淑卿相遇、相愛，結為夫妻。半年後回家，他們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撓，陳淑卿被迫離開蒲松齡。蒲松齡30歲到江南寶應縣做幕賓，借南遊的機會跟陳淑卿共同度過一段美好時光，生育了子女。“可憐樂極哀生”，蒲松齡的幕賓生活一年就結束了，陳淑卿也因病與世長辭，給蒲松齡留下了無盡的思念。

田教授的論述似乎很有道理。《陳淑卿小像題辭》情辭並茂，文章作者跟陳淑卿理應是愛侶，他們的曲折愛情也頗像某些聊齋故事。但問題是：這篇文章是蒲松齡“夫子自道”還是給他人代筆？當年蒲松齡做私塾先生時，經常替東家捉刀代筆。因家庭困難，蒲松齡還賣文為活，因這類文章寫得太多，蒲松齡專門寫了篇《戒應酬文》。上世紀50年代，《蒲松齡集》的整理者把這類應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齡文集》裡。許多以第一人稱寫的文章，所表達的感情，並不屬於蒲松齡，而屬於請他代筆者。《陳淑卿小像題辭》開頭有“射雀之客，舊本琅琊”八個字，“射雀之客”是對女婿的代稱，而“琅琊”是書聖王羲之後人的自稱，這說明陳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齡三十幾歲時恰好在王家坐館，《陳淑卿小像題辭》顯然是代筆之作。

既然陳淑卿不是蒲松齡的第二夫人，蒲松齡會不會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過蒲松齡校定的蒲氏家譜，蒲松齡兄弟四人，家譜沒明寫哪個兒子庶出，但蒲松齡父親小妾的姓氏寫進了家譜，當然她肯定會在祖墳和蒲松齡的父親合葬。如果蒲松齡有個可能影響到他感情生活和創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應葬進蒲氏祖墳。我認為，弄清蒲松齡墓有兩具還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齡到底有沒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辦法。這就不是學術研究而是考古發掘的問題了，接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齡是個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挖開過。

於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學術界對“蒲松齡第二夫人”展開爭論時，我單獨進行了一番實地調查。就“文革”中蒲松齡墓被掘一事，在蒲家莊走訪了蒲松齡幾位嫡孫，他們介紹：

“我們家族有規定，長支存三老祖（蒲松齡）的書，側支存字畫，世世相因，不得外傳，某某手裡就存過很多俚曲和詩詞手稿。”

“我娘手裡就有過三老祖寫的八帖。”

“某某存過聊齋外編二十四種。”

我聽了忙問：“這些東西現在哪兒？”

“造反派燒了！”他們描繪造反派在蒲家莊清剿“四舊”的情景：

村頭設崗，杜絕出入，淄川中學的造反派頭兒命隊長去買來大字報紙，然後，寫大字報宣佈隊長下臺，造反派領導一切！此後，翻箱倒櫃抄“四舊”，將蒲松齡後裔珍藏兩百多年的蒲松齡手稿、字帖，抄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