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會拉琴。我們隊的學生伢都喜歡你……聽學生伢講你要走了。你幾時走？……謝謝你，你好走啊……我……我……要開會了，我……我開會去了。”她臉敝得通紅，語無倫次地講完就匆匆走了。

我當然知道她是誰了，但當時我是完全浸透在招工的喜悅之中。沒有領悟到一個純真的農村姑娘追求美好、向她心目中的文明化身道一聲別的那種鄭重。可以說這是一種動人的道別。我卻簡慢了她。從始至終對她說的話也許不到五個字。

事情是這樣的：

前一年書薇還在時，我們在石公橋水利工地搞宣傳隊。因為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宣傳隊就選了好些鄉下的年輕人，其中就有我們臨近大隊小河口的張×梅（我忘了她的名字）和張春華。張春華因為扁兒告訴過我一些她的閒言碎語，所以記得她的名字。張×梅卻是個言語不多，很不起眼的姑娘。她也許在心裡非常欽佩我們幾個能拉會唱的知青。過去她們也在隊裡演過些小節目。可跟知青比那差別太大了。他們沒見過手風琴和小提琴。這兩樣，當地老鄉剛開始連名字都不清楚，把它們叫做“扯扯琴”和“琵琶琴”，而我兩樣都會，因此我也許成了她們心裡的偶像。

書薇走後，我已是白小河學校的老師。過了段時間，區裡要開“三年建成大寨縣”之類的會。那時文藝政策稍有開禁。也有了“我愛北京天安門”之類的兒歌。我在學校教了這首歌和一首拾稻穗的歌。孩子們立刻唱遍了周圍社隊。張×梅找到我說她們大隊團支部要在區裡大會上唱支歌，學生伢唱的歌幾多好聽。問我要歌紙。我說不妥，我再幫你選支歌。拿出新出版的《戰地新歌》，卻只有一支“中國，中國，鮮紅的太陽永不落”適合大家在莊重場合唱。我唱了一遍給她聽，然後把歌本借給她，叫她拿去就唱這支。

她回去了，幾天後又來找我。原來大隊裡無人能識譜，廣播室又沒有這個歌的塑膠唱片。只好要我教她唱。這在我真不算什麼事。我教會了她。她回去教會了小河口全體團員。結果，小河口團支部（區、縣優秀團支部）得了表揚。因為別的團支部只會《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小河口團支部唱的是一曲新聲，得表揚是意中之事。這自然也是團支部書記臉上的光彩。

可是為這事張×梅的姐姐真值得選擇這樣一個時機，伺準了我，專門道一次謝嗎？更何況這已經是事隔兩個多月了。她是可以經常在村口見到我的。她關注我應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但她沒找我。她知道我並不認識她，就一直沒勇氣當面道謝。今天她看到我在禮堂門口探頭探腦找人，當目光掃向她的時候（她就坐在門口）覺得是最後的機會了。因此她決心找我講出剛才講過的話，想必是鼓起了好大的勇氣。我想她不僅是想道聲謝，她想表達的應該更多。那是一種渴慕和崇敬。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像今天年輕人追星一樣。這對一個農村女孩是多麼不易。我確是簡慢了她。儘管知青不過是一個什麼都不是的下層群體，可是在農村青年眼裡，我們還是屬於另一等級的。那一刻，我的茫然與遲鈍可能使我無意中像個貴族少爺一樣，漠視她的存在，使她感到卑微，就像德伯家的苔絲。

鬥換星移，等到20多年後，聽到一首叫《小芳》的歌，我再回想這事，隱隱感覺出那位農村姑娘心中的一片美好和高尚來。湖南經濟電視臺一檔《真情》節目甚至使我動過心。（這是一個為觀眾牽線，重溫舊情的節目）真想再去見見這位純情的不知名字的姑娘（現在是大嫂了）。她曾經有過一刻非常純真的美好高尚的感情，我敢肯定。然而真去找經視臺，我又怕說我是自作多情。因為現在也許是相反了，她忘記了我，而我卻清楚地記得這件事，記得她鼓起勇氣的告別。可見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我其實當時是被感動了的。我很在意她對我的表白。真正卑微的是我，受寵若驚的是我。

我感謝她，她似乎是種象徵。是她代表牛鼻灘，在我臨別之際，表達了這片水鄉對我的眷戀之情！

我走了。1975年12月28日，我離開了牛鼻灘。

中午的班船載著我走了。凝視船尾，鎮上的房屋消失在轉彎處，身後只留下一條螺旋槳翻起的白色浪鏈。它把那花崗石壘成的堤岸沖刷得乾乾淨淨，卻衝不走我心中留下的這許多記憶！

（文中部分人和單位用的化名）

1982年12月初稿 2006年7月修改稿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附一）一封沒有發出的致高紅十的信

（附一）一封沒有發出的致高紅十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