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在過於蒼老的暮年，換言之，成熟在過了季節的年歲，剛要享用成熟所帶來的恩惠，腳步卻已踉蹌蹣跚；與他們相比，蘇東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鬨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勃鬱的豪情發過了酵，尖利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細流匯成了湖，結果——引導千古傑作的前奏已經鳴響，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黃州，《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馬上就要產生。

千年庭院

一

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我一個人在嶽麓山上閒逛。嶽麓山地處湘江西岸，對岸就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兒，乘著當時稱之為“革命大串連”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這個遠離家鄉的陌生山樑上。

我們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沒有被“大串連”的浪潮裹捲過，但又很少有人能講得清這是怎麼回事。先是全國停課，這麼大的國土上幾乎沒有一間教室能夠例外，學生不上課又不準脫離學校，於是就在報紙、電臺的指引下鬥來鬥去，大家比賽著誰最厲害，誰最出格。現在的青年天天在設計著自己的“瀟灑”，他們所謂的“瀟灑”大體上似乎是指離開世俗規範的一種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瀟灑”一詞，卻也在某種氣氛的誘導下追慕著一種踩踏規範的生命狀態。敢於在稍一猶豫之後咬著牙撕碎書包裡所有的課本嗎？敢於囁嚅片刻然後學著別人吐出一句平日聽著都會皺眉的粗話嗎？敢於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師頭上去嗎？敢於把圖書館裡那些讀起來半懂不懂的書統統搬到操場上放一把火燒掉嗎？敢於拿著一根木棍試試貝多芬、肖邦的塑像是空心還是實心的嗎？

說實話，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學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閃而過，暗自調皮地一笑，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實現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時期，這一切全被允許了，於是終於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衝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地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裡，知道什麼上層政治鬥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途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反過來，處於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蕩中不太願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後來發覺已被“造反派”同學所鄙視，無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懶了。這一切當時看來很像一回事，其實都是胡鬧，幾年以後老同學相見，只知一片親熱，連彼此原來是什麼派也都忘了。

記得胡鬧也就是兩三個月吧，一所學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輕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動過一陣也就無聊了。突然傳來訊息，全國的交通除了飛機之外都向青年學生開放，完全免費，隨你到哪兒去都可以，到了哪兒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錢，名之為“革命大串連”。我至今無法猜測作出這一浪漫決定的領導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好像是為“造反派”同學提供便利，好讓他們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好像又在為“保守派”同學提供機會，迫使他們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風氣，轉變立場。總之，不管是什麼派，只要是學生，也包括一時沒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師，大學的，中學的，乃至小學高年級的，城市的，鄉村的，都可以，一齊湧向交通線，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聽尊便。至於出去之後是否還惦念著革命，那更是毫無約束，全憑自覺了。這樣的美事，誰會不去呢？

接下來出現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學生們像螞蟻一樣攀上了一切還能開動的列車，連貨車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國的鐵路運輸立即癱瘓。列車還能開動，但開了一會兒就會長時間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個小時。車內的景象更是驚人，我不相信自從火車發明以來會有哪個地方曾經如此密集地裝載過活生生的人。沒有人坐著，也沒有人站著，好像是站。但至多隻有一隻腳能夠著地，大夥擁塞成密不透風的一團，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則橫塞著幾個被特殊照顧的病人。當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