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因為政府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路遍佈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歷來有隨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只想適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它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先是太平天國運動。我相信許多歷史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淹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歷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只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滯，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後，“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號、銀號、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太平軍到蘇州後，“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內店鋪亦歇，相繼逃散”。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於困境”。至於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躪”，“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十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內訌，石達開率十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誇張之言。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號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只得紛紛撤回。

我看到一份材料。１８６１年１月，日升昌票號總部接成都分號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重慶形勢，但三個月後，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號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以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延遲，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號的慌亂神情溢於言表。面對著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亂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裡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歎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後，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後來一再地經歷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橕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後的勁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成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

終於，又遇到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歷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

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象，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產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號貸給他們的鉅額款項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眾卻在人心惶惶中爭相擠兌，票號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別人討賬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