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人賣兒賣女。但是，那婦人生養太多，不賣兒賣女，全家都會餓死。賣掉了兒女之後，她和丈夫，以及剩下的兒女，能活下去！功過相抵，不能說做善事，但也不能說是罪大惡極吧？”

將岸搖頭，感覺這商人雖然談不上是惡人，但也算得上為富不仁吧。交談幾句，話不投機，但是將岸卻表示接受對方以奴隸付款。

雖然，葛沽眼下各行各業並不缺人，但是為了長遠發展著想，勞動力自然是越多越好。與此同時，葛沽男女比例也是失衡的。

眼下葛沽的男子有3。7萬人，女子僅有2萬人。為了平衡人口中的男女比例，也是需要引進更多人口。

於此同時，將岸每天學習經濟學理論，自然是知道——“勞動力創造價值”，這一根本的原理。

雖然，購買這些奴隸是用等價的糧食交換的，但是顧問黨人並不像商人那買刻薄。於此同時，顧問黨人也反對終生制奴隸契約，更反對子孫後代為奴的反動契約。

一旦被葛沽買下的奴隸，均能夠透過勞動，為自己贖身之後，子孫後代同樣是自由民。

事實上，剝削奴隸一時爽，但是長久而言極大的束縛了人口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力。所以，購買奴隸讓其透過勞動給自己贖身，再用支付工錢的方式僱傭，反而更有效率。

聽聞將岸接受奴隸抵錢，商人殷勤介紹道：“大人，小人在河間府建個了莊子，莊子很小隻有兩萬畝地，卻養著5000多名奴隸。這次小人應支付的貨款是25萬兩銀子，小人願意用這批奴隸抵債。”

“小人在天津莊子裡面就有1000多奴隸！”

“鄙人也有700多奴隸，女奴數量不少，原本是準備賣到江南的上等貨。。。。。。”

商人們爭相的彰顯，自己的實力。…；

為了利益，他們可以將國人當做貨物販賣。

為了利益，大明的商人也販賣糧草、鐵器給韃子。同時為韃子銷贓的，也正是大明的一些商人。

將岸忽然想到了國師大人《資本論》中的描述——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

“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在過去對於這種描述，將岸感觸還不深。但是，此時將岸越發感覺，這似乎是一本預言書，揭示了未來資本的發展，會帶來什麼。

事實上，這些天津的糧食商人還算比較有底線的了，畢竟他們從事的奴隸販賣，都是簽署合同，屬於法律允許的範疇。

真正已經失去底線的是山西商人，其中以王登庫、靳良玉、範永鬥、王大宇、梁家賓、田生蘭、翟堂、黃永發等等山西商人為例。明末時期，這些山西商人是特許在九邊地區，以及蒙古等地進行貿易。其中，給明朝邊軍販運軍糧，應該是他們的主業。因此，明政府給予他們大量的政策優惠。

不過，這些山西商人一面因為大明官府的政策賺取了大量利潤，卻為了賺更多暴利而私通韃子。崇禎年間，韃子數次入關殺人放火，屠殺百萬子民。山西商人一面向韃子賣軍糧、物資，一面幫韃子銷贓籌款。

在晉商的支援下，滿清韃子歷次入關都能夠獲得準確的情報。所以，屢次獲得了勝利。而韃子在崇禎17年間，大約屠了150多座縣城，屠殺的人口數量五六百萬之多，包括山西商人的家鄉，也屢次遭到韃子屠殺。

但是，為了賺錢，山西商人毫無廉恥的與屠殺其家鄉的韃子合作。到了清朝時期，山西商人轉眼之間，又變成了清朝的皇商。

比起吳三桂之類後期迫不得已投降的軍人來說。這批商人漢奸程度顯然是更深重的多。可以說，沒有山西商人做“帶路黨”，韃子別說統治中原，就是連入塞搶劫行動，也不會像歷史上那麼順利。

第七十七章　創刊（一）

農曆五月十日。《顧問黨報》的創刊號已經組稿、印刷完畢。

雖然，承辦報紙的出版、印刷的趙柳肖書社，是個草臺班子，並沒有足夠的出版經驗。但是，有肖圖白從中指點，很多的困難問題，皆被肖圖白輕易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