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歐陽澈兩人一起被斬。後趙構為收買人心，又貓哭耗子般地為其*。

書中暗表，“苗、劉兵變”是南宋建立初年一次規模不大、影響卻不小的軍事政變。因為參加者多是皇家警備隊成員，所以也可稱作是一次比較標準的“宮廷政變”。

兵變中的兩位當之無愧的男主角——扈從統制苗傅、御營司右軍副都統制劉正彥，都是北宋末年的將門之後，也就是俗稱的“革命軍人”後裔，屬於“根正苗紅”那夥的。

雖然兵變的起因較為複雜，以“頭緒多”而著稱，但主要還是這二位與御營司都統制王淵之間的矛盾發生激化所致……

苗、劉二將不僅是“上面有人”的“高幹子弟”，而且追隨宋高宗趙構較早，然而，卻被出自“草根家庭”的王淵來了個百分百的標準“反超”。

1126年12月16日，當時任“河北兵馬大元帥”的康王趙構逃到了“北京”大名府。時任河北邢臺守臣的梁祖楊聽說大元帥至，忙率領包括苗傅在內的一干諸將前來投奔。從此，履歷不錯的小苗成為了“正愁人手不夠”的趙構麾下的一員大將。而曾經有過不太光彩戰鬥經歷的王淵　，則是在1127年2月下旬大元帥府轉移到山東濟寧時，才率領部分山西軍馬來會合。

因此，如果以先後順序作為考查資格的唯一標準，捷足先登的苗傅顯然略勝一籌。

據《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記載，“上（指趙構）初開府時，傅（指苗傅）為右軍統制官，與楊惟忠比肩。如王淵、張俊、韓世忠，皆出其下者。”

宋高宗趙構在去當時的“南京”應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之前，由於沿途歸順者不絕如縷，因此又對元帥府初立時的前、後、左、右、中五軍進行了重組。苗傅大約在此時被任命為一個方面軍的最高長官——右軍統制，職務應在王淵之上。但趙構在河南商丘登基後，設“御營司”來統領軍隊，原本沒多大名氣的王淵卻因與大宦官康履多喝了幾杯酒；據說又扯上了剪不斷而且越理越亂的老鄉關係而過從甚密，再加上老王又比較會來事地舉雙手贊同“南遷”（指將首都遷往南方，放棄中原的意思）將而被任命為“御營司都統制”，成為了當時武將中的最高軍事長官。

雖然劉正彥的資歷尚淺，而且曾經受到過王淵的舉薦、提攜，按理講應該成為老王的“鐵桿粉絲”。但，小劉也犯了“人心不足蛇吞象”——這個比較古老的錯誤。劉正彥自以為招降流寇丁進有功，可所受封賞卻甚薄，因此也埋下了對領導不滿的種子。

1129年2月，金軍奔襲江蘇揚州的宋廷。由於王淵等人將長江上幾十艘備急的大船挪作他用，致使十幾萬軍民無舟渡江，造成了慘絕人寰的“揚州慘案”……

1129年2月，宋高宗趙構一行進入浙江杭州後，雖然罷免了左、右丞相黃潛善、汪伯彥的官職，讓這哥倆暫時成為了草民，但“揚州大潰”的主要責任人之一王淵卻被提拔為“籤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正式步入了可以讓苗傅、劉正彥這哥倆可以氣爆眼球的宰執行列。

老王的再次升遷、宦官康履等人的頤指氣使，直接激化了蟄伏已久的矛盾……

1129年3月，苗傅，劉正彥利用軍民對朝廷不滿的情緒發動軍事政變，宋高宗被迫退位，王淵等多人被害身亡……

南宋建立之初基礎薄弱是兵變的基礎；苗、劉二將對自身待遇不滿、張俊等領兵大將遠離杭州、軍民對宦官參政積怨已久則為此次兵變“創造”了有利的先機；“揚州大潰”、王淵提升、康履等大內太監飛揚跋扈則是兵變的直接導火索……

再表高宗趙構，表面上假意“禪位”，由小皇子趙旉即位，“孟大媽”垂簾聽政，將“建炎”的年號改為“明受”，暗地裡卻令坐鎮平江府（今天的江蘇蘇州）的禮部侍郎張浚、坐鎮建康府（今天的江蘇南京）的吏部尚書呂頤浩等調集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等各路大軍前往杭州平叛。

備註：朱勝非被調往杭州擔任右相後，禮部侍郎張浚帶上了“節制軍馬”的頭銜，成為了掌管軍務的高階文官。

由於眾寡懸殊，“苗、劉兵變”很快被*，高宗趙構於1129年4月4日乘勢復辟……

從苗、劉兵變被迅速*的全過程來看，此次兵變只是某次拍腦門後產生的反映，絕非蓄謀已久。例如：

1。兵變僅僅侷限在杭州，形如坐以待斃；

2。沒有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主張、沒有與各地官員

取得聯絡，完全處於個體戶的單幹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