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斷髮易服，維新變法。但此舉遭到守舊者的強烈反對。而男人腦後的那根辮子，剪與不剪，到最後，甚至上升到是否擁護革命的一種具體表現。

光緒末年，壽州城雖然湧現大量革命志士，但畢竟還是千年古城，民族認同和文化記憶，依然有自己的頑固和僵化。在這裡進行“斷髮易服”行動，其後果，可想而知。

但孫傳瑗和湯葆明依仗他們的年輕，還是實施了他們的“革命”之舉。

開課前的例行操會，學生們都集中在祠堂前進的院子裡，現場氣氛十分凝重。孫傳瑗和湯葆明，不言傳，隻身教，身後辮子甩到胸前，左手相握，右手執剪，略微一使力，拖在腦後十多年的辮子，便不再是身上的贅物。“剪辮是身體解放的第一步，身體解放才有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才能有革命黨人的事業。”如此慷慨激昂的鼓動，立刻引發出學生們強烈的情緒。

“老師，我要剪！”

“老師，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辮子剪掉！”

不到半個小時，除個別年弱和膽小者外，蒙養學堂裡的學生，個個身後都空蕩蕩的。

雖然身為人師，但相比學堂高年級學生，孫傳瑗也只略年長，仍然還是個毛頭孩子。一時衝動的“剪髮”，雖圖得一時暢快，但隨後在壽州城引發出一系列反響，以至於蒙養學堂不得不關門停辦，是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

從“剪髮”風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斷有學生家長到學堂裡來，斯文些的，平心靜氣向他們討要說法；蠻橫些的，指著他們的鼻子破口大罵。也有些家長抱著孩子的頭只知道痛哭。還有些以此為藉口，追著孫傳瑗他們要求經濟賠償。年齡稍大些的學生，不滿家長的保守思想，犟著脖子和他們對抗。也有開明士紳出面幫忙做安撫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長老，也不說話，抱著雙臂，就在一邊看笑話。整個蒙養學堂亂成一團。孫傳瑗和湯葆明深深體會到“度日如年”的滋味。這中間，既有對世俗壓力的憤恨，也有對世俗壓力的無奈。　。　想看書來

一、　晚清鬥士孫傳瑗（3）

經過兩日的思考，他們決定帶學生投奔省城安慶，為他們的革命理想，尋求明確的前進方向。

建議得到了五十餘學生的強烈支援。

他們是趁著暮色悄悄離開縣城的，大片大片烏雲壓在壽州老城牆上方，風在半空中發出“嗚嗚”的鳴叫。孫傳瑗走在隊伍的後面，帶著留戀的心情，最後望了賓陽城門一眼。他知道，這一別，就可能不再回到這座老城了。

光緒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這六年，對於安慶，對於安徽，是政治變革最為痛苦，最為無常，最為徹底的六年。這六年，同樣是孫傳瑗人生觀發生重大變化的六年。其中有兩個人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嶽王會安慶分部長常恆芳，一個是《安徽通俗公報》主編韓衍。

孫傳瑗帶壽州五十餘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投奔的就是安慶尚志學堂。從集賢門進安慶城，走北門內正大街，向東轉，藏書樓之左，便是尚志學堂。尚志學堂創辦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創辦人馮汝簡，“不應光緒甲辰年禮部試，而為興學盡力奔走”，在教育界，被傳為佳話。民國後任安徽省政府秘書長的陳獨秀、教育司司長的鄧藝蓀等社會名流，對尚志學堂創辦，都給予了極大關注和極大支援。尚志學堂實際也是安徽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之一。與學堂一牆之隔的藏書樓，光緒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歲的陳獨秀，撐著一把紅油紙傘趕過來，就在這裡，主講了著名的“安徽愛國會演說”。操著濃濃的安慶鄉音，他喊道：“全中國人既如是沉夢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臺下來自安徽高等學堂、安徽武備學堂以及桐城中學堂、鳳鳴中學堂等三百餘青年，掌聲如雷。

常恆芳時任尚志小學堂的訓導主任，孫傳瑗和五十餘蒙養學堂學生到安慶時，他正與嶽王會幾位同志商談近期工作。聞知壽州蒙養學堂五十餘師生集體從壽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趕回學堂。

常恆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漢子的性格，見到孫傳瑗的第一句話，就顯得特別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這裡，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孫傳瑗聽了心裡一熱，幾天裡受的苦累，頓時煙消雲散。他的兩眼溼溼的，淚水圍著眼眶打轉轉，馬上就要流出來。

孫多慈父親孫傳瑗，孫多慈作。

當晚就做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