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是的話，在他死亡之前，軍事人員接到他妻子緊急呼叫卻疏於援救是否應承擔責任？

幾分鐘後，雷切爾也提了個問題，“你看到了嗎？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關於這個傢伙自殺的詳細圖表，還有這些難懂的醫學名詞。什麼‘唾液掛在他嘴邊，一臉平靜’，什麼‘審查面板表面和骨骼結構顯示，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資訊’，‘實驗室資料顯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雖然CK高，而且發現了痰生葡萄球菌’？這都是什麼呀，我一點都不懂。我選擇上法學院而不是醫學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經五點了。”我說，“我們該去和凱蒂和伊麗莎白碰面喝幾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爾和我死心塌地要贏這場比賽，模擬法庭是我們法律經歷中第一次一對一的競爭，我們一定要贏。我們還沒見過對手，但是我們已經有一種不可名狀的衝動，想把他們當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後，雷切爾和我開始分頭行動，我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做了深入細緻的法律研究。我們尋找能支撐我們立場的相關案件，我們看學術論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強我們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們分別寫了長達３０頁的巧妙綱要，定期和瑞安會面討論達根夫人案件的程序（我們通常在週五上午見面，瑞安明顯是個宿醉鬼。當他從酒精殘留物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就會興致高昂地讚揚我們的創造性勞動）。

模擬法庭（實踐、實踐、再實踐！）（3）

模擬法庭開始前的一週，我們收到對方的答辯意見覆印件。如果說我對他們的意見沒什麼印象就太輕描淡寫了。

“雷切爾？你有時間讀這個嗎？”我問。

“這真是令人為難呢！”她說。

“難道這些傢伙精神上有缺陷嗎？他們是誰？我們在哥倫比亞法學院，是嗎？入學在某種程度上可是經過激烈競爭的呀？”

“哦，僅僅讀這些垃圾說明不了什麼。”雷切爾回答。

“不，是不會。我想我們最好把這些裝進書包裡。哦，等等——”我狐疑地說，“也許他們準備了秘密計劃準備口頭辯論時出擊？”

“有可能，我們必須準備。”

我們整個晚上都沒有安靜下來。反覆修改法律意見後，我們開始集中精力準備口頭辯論。我在公眾場合演講時容易猶豫不決、緊張、怯場。一想到站在對手面前辯論，當著法官的面（三個哥倫比亞法律校友），還有觀眾會在我演講時隨時走進來旁聽（據說他們是故意進來，看看我們有沒有出醜），我就會感到不寒而慄。雷切爾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經是大學辯論隊的辯手呢。

那天晚上到來時，我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我們的對手，埃迪和迪倫。他們都是Ａ組的，雷切爾和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們像雙胞胎：又矮又黑，看起來有些嚇人，銳利的藍眼睛和過於膠凝的頭髮。如果說比身高的話，雷切爾和我明顯是贏家；如果比護髮品的數量，我們肯定輸；如果說比才能，那就等著瞧好了。

雷切爾前半場辯論，她泰然自若，很有說服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法律意見是經過反覆研究寫成的，回答法官的即席提問時也是振振有詞，非常自然。總之，雷切爾不僅知道怎麼寫，還知道怎麼賣。

我坐在馬蹄形演講廳裡，憂心忡忡，我不能辜負她的期望啊。我緊張地等待出場。忘掉勝利吧——我怎麼可能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呢？

雷切爾的對手埃迪，簡直是個災難。她能夠立即回憶起案件的細枝末節，以增強她的論點，其實差別非常細微，有時甚至扯到了哲學立場上去了。我記得埃迪經常說“噢，嗯，我猜。這種情況下應該無罪的，但是要承擔一定法律責任什麼的。”

當輪到我走上講臺時，我的膝蓋因為恐懼而顫抖。我慌了神，不知道怎樣開口。我當時身穿黑色西裝（因為得看起來像律師那麼回事），汗水透過我乾淨的白色襯衫。我緊張地低下頭看我的便條，深呼吸，開始讀我準備好的演講。我還沒有讀完第二句話，一位法官就打斷了我的話。

“金小姐，我們進入真正的問題吧。達根夫人的案子是怎樣進展的？軍事警察沒有普通法上的職責營救達根先生，那麼他們的行為不能被視為失職。如果他們沒有職責，那麼怎麼可能違反職責呢？”

看來在這二十分鐘的演講中，我不可能輕鬆過關了，我深吸一口氣，“哦，尊敬的法官大人，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基本前提。雖然沒有任何學說認為應該創造職責，為死去的達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