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成為經濟大國，面臨國際社會要求其作出更多國際貢獻的期待和壓力，為了應付這些要求和壓力，日本堅持擴大ODA計劃和開放國內市場。但1990~1991年發生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戰爭以及之後的海灣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些貢獻的價值，並對此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受到世界嚴厲批判的日本，除了資金上的貢獻外，開始探索人員上的貢獻。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8）

對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自冷戰後首次實現了突破性的合作——被海部首相稱為安理會“史無前例的合作關係”。在日本看來，為為實現和平，不僅要在資金、物資方面，也要在人員方面作出貢獻，為此日本曾試圖推動聯合國制定和平支援法，但其道路並不順利。

戰後，日本曾高舉聯合國中心主義大旗的同時，在東西對立、聯合國的維和功能僵化的格局下，依靠片面的日美同盟享受了事實上的“一國和平主義”。但在“向國際社會提出構築新的和平秩序的深刻課題”的後冷戰時代，為確保和平，日本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應該作出新的貢獻。“一國和平主義”或“一國繁榮主義”已經不合時宜，日本的力量應該出現在紛爭和貧困的地區，履行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義務，這是時代的要求。

不過，為了應付這一要求，日本需要動員全社會的意識改革，促進國民性討論和聯合國維和行動（ＰＫＯ）的切實成果。在柬埔寨、戈蘭高地、東帝汶等地方，日本維和活動的成功有助於獲得國內輿論的理解和支援。雖然日本的支援活動在海灣戰爭中被諷刺為“自動提款機”，但隨後也開始切實在維和行動中派出人員。此外，在阿富汗、斯里蘭卡、印度尼西亞的班達亞齊，日本透過ＯＤＡ積極展開面向“落實和平”的專案等，超越傳統的開發領域，把ＯＤＡ投入到促進和平的事業中。在援助伊拉克復興問題上，小泉首相曾表示，“只作物資上的貢獻，考慮到可能的危險，人員貢獻將委託給其他國家。這樣的做法，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是不負責任的”。

“日美安保”的新認識與東亞的穩定

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環境與歐洲不同，冷戰結束後，也遺留了朝鮮半島問題等“後遺症”——東亞地區依然存在不確定性因素，1993~1994年朝鮮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拒絕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考察引發了“第一次朝核危機”，1995~1996年臺海局勢的緊張導致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安全受到威脅。在其他地區，各國內部的矛盾或對立，特別是以民族或宗教對立為背景的地區爭端不斷髮生。世界已經從美蘇核威懾均衡的時代走向地區紛爭頻發的時代。如何重新認識以對蘇戰略為基礎的兩國軍事同盟——日美安保體制成為焦點。綜觀日本國內，駐沖繩島的美軍對日本少女的暴力事件等引起日本國民對美軍基地的強烈抗議，也給日美安保體制的可信性蒙上了陰影。

考慮到上述情況，日美兩國1996年4月發表了《日美安保共同宣言》，其內容是為了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亞洲維持１０萬規模的美軍，在“有事態”之時，日美將具體確定有關日美共同行動的新指導方針。同時，它也包含了美國駐沖繩島基地的整體規模縮小的內容，並表示日美共同探索基地問題。其基本認識是：美國繼續參與亞太地區的事務“有利於安全保障、經濟社會等地區利益”，“美軍的存在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必不可少的”，“日美關係是維護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軸”。２００１年發生的“9？11事件”加速了美國重新加強軍備的步伐。美國為了應付伊朗、朝鮮等國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或民族、宗教紛爭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等威脅，正在全球規模上重新進行部署。特別是，恐怖主義或地區紛爭經常發生的中東至朝鮮的地區被稱為“不穩定之弧”，位於遠東戰略性位置的日本也被美國要求作出與美軍重新部署相應的姿態。　txt小說上傳分享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9）

對於東亞的和平與穩定來說，最不確定的因素是朝鮮的動向。日本政府展開了依靠“對話與壓力”的外交。可是，雖然日本向朝鮮呼籲“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最符合朝鮮的利益”，但金正日政權仍然拒絕六方會談，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使形勢更加緊張。對此，２００６年７月，日本提出的決議被安理會一致透過，國際社會對朝鮮進一步施加壓力。日本應該在“對話與壓力”的基本方針下，繼續“與有關國家協調，有耐心地談判”。

隨後，六方會談重新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