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他起的外號。

當年，錢大江跟馮家住一條衚衕。說起來，兩家的宅門都不小，馮家的老祖是四品翰林，錢家的老祖是五品知府。到他們的父輩，馮爺的父親是資本家，錢大江的父親是外國銀號的買辦。兩家的家底兒都挺厚實，而且從他們的老太爺那輩起就收藏古玩字畫。

不過，這兩家在解放以後的命運卻大不相同。錢大江的父親錢顥畢業於輔仁大學，後來又到英國留學，雖說他回國後一直在洋行當買辦，但是他並沒有自己的買賣，解放初期進了銀行系統搞金融業務。

劃階級成分時，讓領導一時為了難，買辦是什麼？實際上就是現在的高階“白領”。按當時的說法，買辦就是“洋奴”，“洋奴”屬於資產階級，這一點兒錯兒都沒有，可是他又沒資沒產，儘管家裡有錢，但按現在的說法，那是他打工掙的。當時的“買辦”很少，連參照依據都難找，折騰了兩年多，給他定了“職員”的成分。

那年頭，“職員”的成分包羅永珍，連大學教授、工程師、中小學老師都算“職員”。這麼一歸類，讓錢顥躲過了幾場大的政治運動衝擊，加上他有很高的革命覺悟，思想上追求進步，始終跟著政治形勢的步點兒走，業務上也有一套，所以他成了單位的“不老松”。

錢家在江南老家是大家族。錢顥有個二伯曾是老同盟會的成員，早年跟隨孫中山搞革命，後來在國民政府當了議員，他的四叔是國民黨的上將，在軍界赫赫有名，後來去了臺灣。按說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些海外關係會株連到錢家，但是錢顥的這幾位親屬名頭兒太大了，反倒讓他成了“統戰”物件。錢顥加入了民主黨派，後來還當了政協委員。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果說您住的那條衚衕有一位政協委員，也算是能吹噓的資本。錢家的這種風光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

錢家收藏的古玩字畫兒確實不少，雖說“文革”的時候，錢家也被紅衛兵抄了家，許多字畫被燒了撕了沒收了，但有十幾幅精品被老爺子事先藏了起來，躲過了劫難。“文革”結束後，政府落實政策，把沒收的一些字畫兒又歸還了錢家。老爺子對書畫著迷，見到好畫兒不買，走不動道兒。那幾年，名人字畫兒的價碼極便宜，齊白石的畫兒，在琉璃廠榮寶齋掛筆單，不過十幾塊錢。錢顥老爺子節衣縮食，沒少從琉璃廠的字畫店買一些現代名人的書畫，到他去世前，家裡收藏的書畫足可以開一個博物館用的。

錢顥老爺子是個明白人，也許他早已經看出自己的幾個孩子沒有他的這種心胸和氣度，知道這些書畫傳給他們不是福，是禍。他的夫人早已離世，所以他鐵了心把錢家的藏書藏畫捐給國家。

老爺子八十六歲那年得了癌症，他知道自己離大限不遠，放棄了手術和化療，踏下心來整理自己的藏畫，在歷史博物館搞了一個藏畫展覽，然後將所有的藏畫，大約二百多幅，分別捐給了國家的博物館和家鄉的博物館，特地囑咐不要作任何宣傳報道，也不留自己的名姓，所有的後事都辦利落了，老爺子才撒手人寰。癌症病人臨死前大都很痛苦，老爺子“走”的時候卻很安詳，享年八十八歲，可謂壽終正寢，修成正果。

應該說錢顥老爺子玩了一輩子書畫，眼睛夠“毒”的。按老話說不但睜著“前眼”，還留著“後眼”。這話怎麼說？他看到了自己身後的事兒。老爺子“走”了沒幾年，他的幾個子女便亂了營。

原來老爺子有兩個兒子三個閨女，錢大江是二兒子，大排行是老四，他下邊還有一個妹妹叫錢小湄。小湄的身世到現在還是一個謎。她是錢顥五十五歲那年到西安出差抱回來的，錢顥對家人說這孩子是他在火車上撿的。

怎麼撿的呢？老爺子說得有鼻子有眼兒：他到西安辦完事，坐火車回北京。那會兒出差，一般都坐硬座。坐在錢顥對面的是個二十多歲的農村婦女，懷裡抱著一個嬰兒，一直默默無語看著他。車到鄭州的時候，這位婦女對錢顥說：“大叔，您幫我抱會兒這孩子，我下車給孩子買點吃的。”

錢顥本是個古道熱腸的人，聽她這麼一說，便把孩子接了過來。可是車開了，這位婦女也沒上車。錢顥急了，抱著孩子去找列車長。列車長趕緊跟鄭州車站聯絡，讓他們廣播找人。

火車到了北京，鄭州車站來電話說沒有找到嬰兒的母親。這時嬰兒要吃奶，在襁褓裡哇哇直哭。

列車長開啟襁褓一看，裡頭掉出一張字條，上面寫著幾行字“大叔大嬸，我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愛情，我和他偷吃禁果生下了這個孩子，為此，孩子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