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衰老、死亡來反映空虛的心理、細膩的感情和憂鬱的生活，追求一種所謂頹廢的美。這至少說明，他活著的時候，對生命的存在，有他獨到的理性認識。至於把他的死與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聯絡起來，未免過於牽強，兩者實在毫無可比性。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對天皇的效忠，這種自殺是極端忽視生命本身之價值的，因為處在那樣的氛圍中，作為個體已不存在了。在我看來，那隻不過是他殺行為的一個變種，就像美國的太陽聖殿教，那麼多人只服從於一個聲音，接受同一個命令，哪有個人意志可言？何以能稱之為自殺？

你談到的對張愛玲因病而亡悽豔景象的讚賞，並不能反證自殺者就一定都是慘不忍睹的。人的死後狀態與主、被動的選擇方式沒有必然關聯。話劇《日出》中的陳白露，因為對黑暗世界的絕望，在服下了一瓶安眠藥後，異常平靜地死在了一張搖椅之上。死前她卸下了所有的裝飾，身著一襲白色旗袍，那與世訣別的場景更是悽豔美絕，她反襯出那個黑暗世界的醜陋與骯髒。反之，大體在病痛煎熬中自然死亡者，其形其貌倒是不忍目睹。

如果哪一天，有媒體報道說張海迪自殺了。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極限”，並因此失去了創造力。她曾經說過：“我最大的快樂是死亡！”張海迪的生死觀是我早就熟悉的，以下節選一段她與殘疾作家史鐵生的文字對話：

張海迪：“你知道這也是我無數次想過的事。經歷了幾十年病痛的煉獄，我常常設想逃離它，我設想過很多種我走後又不讓親人和朋友傷心難過的方法，我甚至將某些細節都設想好了。我覺得最好是得一種病，比如肺感染，高燒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無效了。要不就患心臟病，突然離去……”“你還說，你告訴你的愛人，如果你得了腦血栓千萬別搶救了。我說我也多少次對我的愛人這樣說過。”

史鐵生：“我覺得對我來說，活著需要有比面對死亡更大的勇氣。我早已不懼怕死亡，或許我從來就沒懼怕過。”

我很欣賞張海迪對生死問題的這種達觀態度。老實說，這達觀的態度很大成分是來自於無奈，而無奈又是生命的殘缺帶來的，但殘缺最終又創造了完美，人們就是在這生生死死、尋尋覓覓中創造著完美。在異國他鄉自戕的詩人顧城曾說過：“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她尋找光明。”這光明在哪裡？不在人間，卻跑到了地獄（按中國人傳統觀念，人死了總是要接受地獄中的閻王小鬼兒管轄的），顧城去了；海明威、莫泊桑、馬雅可夫斯基去了；三毛和徐遲也緊步後塵，還有早年那個畫向日葵的荷蘭畫家凡高，在世一生窮困潦倒，僅賣出一幅《紅色的葡萄園》，自殺百多年後的今天，他的每幅作品都標價到了天文數字。難道這就是他們所追求或是上帝所賜予的光明嗎？我同樣也在追問著自己。

為自己而活

如果說我是為了父母活著的，那麼，他們死了，我怎麼辦？追過去？趕緊自殺？我不贊成自殺，也許是在為自己活著找的一個藉口吧？你知道，我是絕對不想自殺的。不能延長生命已經是很沒有辦法的事情了，人為地縮短壽命那簡直就是傻。

熱愛生活

就我個人而言，我好像不是為誰活著的。或者，大多數時候是為自己。為自己繼續活下去就主動承擔生命中附加的責任、情感、道德、痛苦、歡樂等等。有時候，我想，人家蝸牛活著還得揹著那麼大的一個殼呢？我的這點壓力算得了什麼？這些都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況且，承擔，不過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的事情。如果說我是為了父母活著的，那麼，他們死了，我怎麼辦？追過去？趕緊自殺？我不贊成自殺，也許是在為自己活著找的一個藉口吧？你知道，我是絕對不想自殺的。不能延長生命已經是很沒有辦法的事情了，人為地縮短壽命那簡直就是傻。無論有什麼樣的病痛和心理壓力，我都不想放棄希望。我的骨折部位因為沒有復原，每動一動，骨頭茬互相磨碰疼痛難耐，久而久之骨頭已經壞死了，長久以來，沒有一天一分鐘不疼的時候，以至於我已經忘記沒有疼痛的感覺了。這種疼痛提醒我生命中還有感覺，還活著。我為自己還活著而慶幸。哪怕是到了那隻垂死的蜜蜂那樣的地步，我也等著自然之手親自來牽引我生命之線飄然離開這個充滿生命的世界，而不會提前弄死自己，或者讓一個“高尚”的人來卡我的脖子。我不想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看到或者親歷這樣的事情。那樣我就“背”到家了！我一生都在追求生命中的真善美。哪怕只是一幅畫，一首歌，一句詞，一個夢想，一聲嘆息，更何況善良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