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他在國民黨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還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已經走得很遠。

上海解放後，劉仁靜審時度勢，自知今後的日子不好過，便給上海市軍管會寫信，要求處理。

不久，他來到北京，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要他寫一份材料，承認錯誤。劉少奇找他談話，要他好好認識錯誤，並表示在他認錯之後會安排一個適當的工作，讓他能夠生活下去。

這樣，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劉仁靜的宣告》：

“我於一九二一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當時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一九三七年因意見不同又為託派開除，但託派思想的殘餘支配著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

“中國革命的勝利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過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說我過去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是一個門什維克（引者注：即孟什維克），而不是一個布林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由於我的脫離群眾，不肯服從黨的紀律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

“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宣告。”

與《劉仁靜的宣告》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宣告》。李季是在一九二一年初夏在廣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後來亦成為託派。

第八部分：錘鍊車禍使劉仁靜喪生　2

《人民日報》為劉仁靜和李季的宣告，加了“編者按”。內中涉及劉仁靜的，照當時原文摘錄於下：

“劉仁靜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七年時革命失敗後即叛變了革命，一九二九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訪已經公開叛變革命而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國後進行託派的組織活動。雖然他自稱在一九三七年已被託派開除，但從那個時期直至一九四九年止他一直都在國民黨反動派組織中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在抗日戰爭期間，他曾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宣傳處，第十戰區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四團’擔任職務。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為上海的特務造謠刊物《民主與統一》擔任寫作與編輯；一九四八年，在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和偽國防部工作，寫作誹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的文學，一直到南京解放。……

“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他們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只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於他們的行動的證明。”

劉仁靜改名劉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參加土改。

後來，他被調往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發揮他的一技之長。他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劉若水譯”。

在肅託運動中，劉仁靜受到過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劉仁靜被捕，從一九六六年關押至一九七八年。最初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這訊息傳進毛澤東的耳朵。毛澤東說，有些老託派，像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於是，劉仁靜就從秦城獄中被釋放。不過，有關部門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紅衛兵會成天鬥他。於是，在別的監獄裡找了間房子，讓他單獨住，可以看書、看報。每月可以進北京城一趟。進城時給他專門派車，由專人陪送。

後來，竟把劉仁靜調到少年犯管教所裡看管果樹！

一九七八年，劉仁靜獲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這時，他已七十六歲，垂垂老矣。不過，他的身板還硬朗。與妻子、兒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靜的晚年。

一九七九年之後，劉仁靜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許多黨史研究者不斷來訪，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工作的歡樂。不過，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一九八一年“七一”前夕，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中國新華社記者走訪劉仁靜，特地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中記述了劉仁靜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回憶之後，也寫了他如何參加託派活動。在結尾處寫道：

“……直到一九四九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