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駐北京的日本公使林權助向外交總長陳錦濤提出8條無理要求即：一、嚴責28師師長馮麟閣；二、嚴懲參與軍事衝突的軍官和士兵，將28師所有將領免職；三、中國政府向日本士兵公開道歉，並令東北各路長官不準自己計程車兵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四、日本警察所在駐守在南滿所有地區；五、在南滿及內蒙，中**隊可聘請日本人為軍事顧問；六、聘請日本人為軍事教授；七、給日本死者家屬以賠償；八、奉天督軍向日本國謝罪。

10月，日本軍國主義乘機在鄭家屯開設領事館。11月10日，又強行在鄭家屯增設警察派出所。

1917年1月，鄭家屯事件交涉完結，中方基本屈從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同意申飭28師師長，懲辦了有關軍官，出示禮遇日人告示，奉督向日本關東都督和駐奉總領事賠禮道歉，並撫卹日商吉本喜代吉。上述五項要求實話後，1917年4月14日，日軍撤離鄭家屯。

連奉天那個大帥都惹不起日本人，最後北京那些北洋的高官都得完全按人家的意思去辦。自己的部隊現在竟然打死了一個佐級軍官，孫從周也不可能不蒙了頭。

眾人心亂如麻的時候，劉銘九一開始也很怕給自己的這支部隊帶來麻煩。一開始明知是日本人殺而後快的感覺也隨之消失，畢竟那個軍官是自己第一個手刃的。以現在的實力，一旦象鄭家屯那樣的結果，自己不保不要緊，這等於給了日本鬼子提前進入熱河的藉口，那自己等於是間接的給這片土地上的百姓帶來了災難。

但是很快，劉銘九就在自己的腦袋裡翻出了後世看到的這段時間的歷史。1919年年初，此時正是“巴黎和會”期間，日本雖然在其他國家包庇、縱容下取得了山東原來德國的權利，此時卻也不敢大張旗鼓的公開。而且日本人的權利，也並沒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認，日本人也不具備全面向中國開戰的實力。北有蘇聯、中有各路受英、美支援的直係軍閥，南有他們自己的皖系軍閥和南方那些其他國家扶植的大小軍閥，更有廣州那些真正在為國家復興而拼命的革命志士們。日本人應該不敢只用此時他們那不到八十萬的軍隊，來打這樣一個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中國。

再從政治上分析，薑桂題從接管熱河以後，雖然也從各帝國主義那買軍火，但是毅軍卻是一直不靠任何帝國主義來支援並受控制的。鴉片對國人的傷害很嚴重，卻支撐起了毅軍，讓熱河在薑桂題統治時間，一直不象其他省份一樣成為各大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範圍地。毅軍又是甲午年就跟日本結下了深仇大恨，如果日本人向北京政府施壓，相信那些直、皖、奉個派軍閥也都不敢輕易來招惹號稱十萬、擁兵八師的熱河這支部隊。所以在政治上和，劉銘九相信薑桂題不是會跟張作霖一樣，那個老軍閥雖然守舊、腐朽，但是絕對不向日本人低頭是可以確定的。

最後在軍事實力來考慮，再按兩個團長的承諾把武器留下給自己，建北六鎮此時整備軍隊是九千多人，一旦真打起來，適齡青年大概還能拉出兩倍此數的人馬。自己現在的這套完全後世的作訓模式，在那個時代是至少三個月到半年能完成適合那個時代的新兵訓練，但是現在這樣一個亂世裡，只要有半個也，最多一個半月就可以把新兵都訓練到可以上戰場同等於這個時代其他部隊計程車兵。這樣一算來自己隨時可以組織出一萬到三萬人，打個中間，還能拉出一萬五千人的部隊。上級給自己這麼大的空間，是把自己和他們類化的結果，以為自己的兵員也得靠拉丁，卻不知道現在建北六鎮已經在形成一股擁軍熱流，只要自己大肆招兵，相信那些鄉親們都會很願意將自己的子弟送進這樣一支生有高福利、死有高撫卹的部隊裡來。日本人只要打進建北地區，沒有個三萬、五萬人，也不可能輕鬆就打敗自己。更何況，現在朝陽的二師、昭烏達（今赤峰）的第三、第四師、通遼的第八師和承德附近的第一師、第五、第七師這些部隊的團長以上軍官，絕大多數都是參加過甲午之站的老兵，日本人如果敢打熱河來，他們也絕對不會坐視不管，於公於私都會跟日本人拼命的。

“呵呵，二位長官不必再煩擾，小日本此次是派兵助匪，應該不會把‘鄭家屯事件’在咱們身上重新來一次。”劉銘九想清楚以後，點了一根丁紹權遞上來的香菸後，微笑著對著兩個上官說了出來。

孫從周和梁存澤立即驚疑的盯上了這個少年干將，又是異口同聲的是問了出來：“為什麼不會？”

劉銘九還是微笑著，坐回了臨時搭建的床上，看了看眾人開了口：“咱們的大帥不是奉天那個張大帥，北京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