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始在橢圓形辦公室進行研討。南越的命運危在旦夕，只有大量動用美軍才能挽救。“我們面對的是個爛攤子。”我對其他人說。但我和他們一樣，不知道如何才能解決問題。

六月十日我們繼續討論。有人（我忘了是誰）說：“美國人民認為我們隱瞞了實情。”我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已經“欺騙”輿論很長時間了。

總統向我們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問：所需美軍會超過十七萬五千人嗎？

答：這似乎是足以有效支援南越軍隊的極限人數。

問：我們如何抽身而退？

答：希望在逼和越共和對北越保持壓力的情況下解決問題。

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答：有人說是形成和局。有人認為我們的目標是南越的自決自主。

問：在談判方面我們還有任何辦法可想嗎？

答：公開與越共接觸。但這可能會嚴重打擊西貢計程車氣，而且幾乎沒有成功希望。迪安·臘斯克認為與越共打交道實際上意味著失敗。

問：五月份的暫停轟炸產生任何消極影響了嗎？

答：在西貢沒有。此舉消除了批評者的靶子。但國內外的抗議之聲依然未絕：我們將走向何方？麥喬治·邦迪和我建議多做些解釋。我們請求總統發表重要演說，闡明他的意圖。

會議期間，總統指示我們詢問威廉·威斯特摩蘭，應該採取何種戰略和戰術；越共和北越會做何反應；美軍會有多大傷亡，何時會出現傷亡。由於這些問題找不到確切答案，在此後數月內嚴重妨礙了我們的決策。

事態的急速發展使我更加擔心我們介入的規模會越來越大。那天晚上透過電話與林登·B·約翰遜總統交談時，我對他說：“在內心深處，我對參戰規模有非常明確的限制。我認為參謀長們沒有這種想法。事實上，我知道他們沒有。”

“你認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是他們希望採取的下一個步驟嗎？”他問。

“是的，”我說：“他們希望不致於走得太遠。但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在電報中提出的措施超出了這個範圍。他沒有說這是最後的措施。”

在此舉棋不定和混亂的時期，我於六月十六日會見了新聞記者。有人問：“你預計軍隊數量會超過七萬至七萬五千嗎？”我回答：“國務卿、總統和我已再三宣告，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實現我們在南越的目標……對你的問題，我只能做此答覆。”有人說：“美國的總體戰略是什麼？”我說：“我們的目標和戰略是讓北越人相信，共產黨在南越發動、指揮和支援的旨在推翻現政府的游擊戰爭不可能獲得勝利，從而迫使他們就該國的未來和平和安全進行談判。”

同一天，安德魯·古德帕斯特奉林登·B·約翰遜總統之命前往艾森豪威爾的葛底斯堡農場，向這位前總統通報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調軍請求。艾森豪威爾的建議簡明扼要：美國現在已經在越南“訴諸武力”，所以“我們必須得贏”，應該批准威廉·威斯特摩蘭的請求。

第二天下午林登·B·約翰遜總統看到的民意測驗顯示，公眾希望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贊成他對戰爭的應對之策；百分之四十七的人贊成增派軍隊。這是“拿不準”的人（百分之二十三）的兩倍；是希望“保持目前的軍隊人數”的人（百分之十九）的二點五倍；是希望“撤離軍隊”的人（百分之十一）的四倍多。

但是總統知道公眾會很快改變態度。六月二十一日他對我說：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們已有的、特別是潛在的分歧，我們在遠離國土的地方進行長期作戰是很困難的。一個月來，我一直在為此而擔心，並頗為沮喪，因為國務院和國防部都未能制定出令我滿意的計劃，使我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是在雨季期間禱告和堅守陣地，期待他們停止進攻。我不相信他們會放棄鬥爭。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在軍事或外交上獲勝的計劃……拉塞爾認為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變化從那裡抽身而退。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從那裡退出，因為我們有條約，因為我們已經發表了許多言論。我認為抽身而退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大失臉面，一想到世人的輿論我就不寒而慄。

總統非常苦惱。我和其他人都感覺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亨利·F·格拉夫這些天裡拜會過總統。他後來寫道，總統對他說，他（總統）花了許多不眠之夜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的總統告訴我，我的孩子必須得隨海軍陸戰隊開赴南越……並有可能死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