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國際關係和地緣政治學知識上，我根本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在本書的敘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麥喬治·邦迪。在我與他為約翰·F·肯尼迪和林登·B·約翰遜兩位總統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給予我極大的影響。這是我想在這裡特別提到的。縱覽我的一生——無論是在福特、國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銀行——我總是試圖發現那些才華出眾的人物，並“藉助”他們的智慧和力量來增強我的能力。麥喬治·邦迪正可以歸入這一範疇，他二十二歲時成為哈佛的年輕教師，二十九歲時成為亨利·史汀生傳記的作者，三十四歲時任哈佛文理學院院長。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維最為敏捷的人物之一。並且，就我對以往四十年的觀察而言，迄今為止，他是國家安全顧問中最富才華的一位。

如果約翰·F·肯尼迪不死，他會如何來處理越南問題呢？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經無數次地向自己提出過這一問題。迄今為止，我一直拒絕對此發表自己的看法，這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談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總統從未向我透露過，他對未來的考慮是什麼。而且，在吳庭豔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樣考慮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現和影響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會大大變化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依據我的推測——或者是其他人的——無論已死的總統將如何行事，我都無法斷言，我們的國家將會獲得什麼樣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透過對那些當時資料的反覆審查，並利用事後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認為，如果約翰·F·肯尼迪總統不死，他極有可能會把我們拖出越南的深淵。他將會做出這樣的結論，即：南越人是無力保衛自己的，西貢當局在政治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而試圖以大規模增派美軍作戰部隊來彌補南越軍力不足的舉動，將是一個極不明智的行動。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樣，他會按照這樣的邏輯來考慮問題，即，南越乃至整個東南亞將會因此而陷入共產主義者之手中，我仍然堅信，他會做出上述的結論的。相比於我們今天的權衡，當時，他會認為損失是更為慘重的，但是，他仍會接受這一結果。這是因為，他將會清楚地意識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條件——即，這是一場南越人的戰爭，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贏得這場戰爭，而為了取得勝利，他們必須要有一個堅實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備。約翰·F·肯尼迪也會同意這樣的觀點，即撤離將會造成“多米諾”式倒塌的連鎖反應，然而，他仍然會相信，在付出了鮮血的慘重代價後，堅守在那裡最終也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在執政之初，約翰·F·肯尼迪總統就要求其組閣班子中的官員，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去閱讀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槍炮》。他說，這本書清晰地描述了歐洲首腦們如何一錯再錯，結果被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禍之中。並且，他強調地指出：“我決不願意重蹈他們的覆轍。”

在我們閱讀了該書之後，約翰·F·肯尼迪總統又再次告訴我們，“我們將不會貿然地捲入戰爭。”

縱觀其整個執政期間，約翰·F·肯尼迪似乎銘記著這一教訓。一九六一年四月“豬灣”危機期間，他頂住了中央情報局和軍界首領們的強大壓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條——就像他對已準備就緒、隨時準備行動的古巴流亡者們所詳盡解釋的那樣——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絕不會以武力介入的形式來支援入侵。他始終堅持了這一立場，即使情況已非常明顯，就像其最終的結果那樣，如果缺乏支援，這次入侵行動將會夭折的。

無獨有偶，在古巴導彈危機的緊要關頭，我也目睹了同樣明智的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機的頂點——之時，總統的文武顧問中絕大多數已準備提出建議，如果尼基塔·赫魯曉夫不將導彈從古巴撤出（他於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國將對該島發動攻擊。

然而，那個星期六約翰·F·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覆地說著自己的觀點——不僅在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上，而且在其後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臘斯克和麥喬治邦迪參加的小型會議上——美國必須竭盡全力去避免捲入毫無把握的戰爭風險。如果必要的話，他似乎寧願將美國過時的朱庇特導彈安置在土耳其，以與蘇聯在古巴安置導彈的行動相抗衡，從而避免被捲入戰爭的風險。他十分清楚，這樣的做法將會招致土耳其、北約組織，以及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大部分高階官員的強烈反對。②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這一避免使我們捲入戰爭的立場上。

因此，我有理由認為，約翰·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