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上的記錄應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要求整理而成——則顯示，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實際上是含混其詞的。令我留下極深印象的是，對於適當的行動方針，他從未做出明確的答覆。我這樣寫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情況通報中反對由美國聯合寮國採取單獨的行動，”並且，根據我的記錄，艾森豪威爾對約翰·F·肯尼迪直截了當地發問：“在阻止中國共產黨人介入寮國方面，我們應採取什麼行動？”也未做出任何答覆。我總結性地寫道，“艾森豪威爾無條件地指出，‘如果自由世界失去了寮國，從長遠來看，我們將失去整個東南亞’。”

道格拉斯·狄龍的回憶與我的備忘錄極為近似，他後來向一位學者談到了自己的看法。狄龍對問題的看法甚至更為深入，他印象深刻地追述道“艾森豪威爾和（國務卿）赫脫肯定得到了內心的滿足，因為他們將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推給了肯尼迪。”按照我的看法，狄龍的觀點無疑是準確無誤的：對於如何處理東南亞問題，艾森豪威爾的確胸無成竹，他十分樂意將此難題留給民主黨人。當然，我們並非要責怪他留給了我們一個無從下手的難題，印度支那問題的確極為棘手，無論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我們都對此有所定論，只是在其究竟為何難以處理上，我們的國家花費了以後十四年的漫長時間，才痛苦地領會到其中的真諦。

其它的證據也顯示，艾森豪威爾的確感到了為難。事後曾有報道說，在與約翰·F·肯尼迪會晤的三週之前，他曾對其手下的人說，“即使捲入戰爭，我們也決不允許寮國落入共產黨人之手中。”然而，六年之前，奠邊府危機發生時，他的態度則與目前的說法大相徑庭，當時，他做出決定，反對美國介入此事。或許，隨著世界局勢的逐步明朗，他調整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但我卻很難將兩者統一來看。艾森豪威爾也會像我們一樣，最終進入越南戰爭嗎？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不解之謎。

我只知道，我們並未對問題進行深思熟慮的分析，而在解決方法的選擇上，也只得到了模稜兩可的答覆。唯有那些不祥的預測似乎是肯定的，即如果失去了寮國，我們將會失去整個東南亞。根據這一預測，西方世界就必須要採取某些行動，以阻止這一預言成為現實。這次會晤對約翰·F·肯尼迪和我們大家來說，都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後來在尋求解決東南亞問題的途徑時，它左右了我們的頭腦。

幾周內，事情就變得很明顯了，除了寮國之外，南越的情況也越來越糟，其發展之快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想。三月間，約翰·F·肯尼迪總統親自挑選了一個非正式顧問團，在羅斯韋爾·L·吉爾帕特里克的率領下，進行實地考察，並要求他們對行動方針的選擇提出建議。五月八日，他們呈交了報告，要求在南越大規模增加美國軍事人員，從原先的幾百人增加至幾千人。約翰·F·肯尼迪總統權衡再三之後，簽署了增加一百名顧問和四百名特種兵的命令，以幫助南越人訓練鎮壓暴動的技術。這一人員的增派是極有限度的。

與此同時，寮國的局勢也在日益惡化。八月份，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迪安·臘斯克建議，除了按北約組織的一項計劃，準備採用軍事行動來保衛印度支那之外，我們也應繼續進行外交談判。北約的計劃要求派遣一支三萬人的軍事部隊，由締約國提供人員，這包括英國、法國和美國。然而，英法兩國都明確表示，他們並無派出部隊的打算。迪安·臘斯克的建議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我對約翰·F·肯尼迪總統說，在決定任何有關印度支那軍事行動的提案之前，他應當在寮國與世界上其它問題之間進行仔細的權衡。柏林問題尤其令我心焦，其緊張程度已經上升到這樣高度，即我們打算派遣六個師的兵力（將近九萬人的軍隊）去歐洲。我爭辯說，無法想象，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同時，也能進行全面的調動來介入東南亞的戰爭。總統做出了結論——迪安·臘斯克也贊同——我們絕不應該在不顧世界上可能發生其它事情的情況下，來承諾對北約計劃的執行。

到一九六一年秋天，北越的游擊隊已大量地進入了南越，越共也大大加強了對吳庭豔政權的攻擊。約翰·F·肯尼迪總統決定，派遣馬克斯威爾·泰勒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沃爾特·羅斯托前往南越，進行考察並就我們的行動方針提出建議。在他們提交的報告中，馬克斯威爾·泰勒和沃爾特·羅斯托指出，我們已經極為可觀地增加了對南越的援助，主要表現在，提供了更多的顧問人員和裝備，甚至包括少量的作戰部隊。他們評價說，這些步驟意味著在戰爭中的我們與南越“從顧問轉向夥伴關係”的根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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