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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期間，顯而易見，越南共產主義者的運動與緬甸、印度尼西亞、馬來亞（馬來亞是馬來西亞西部的地區，一九六三年成為馬來西亞的組成部分——譯者）和菲律賓的游擊隊活動，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因此，我們並沒有將這些活動視為民族運動——就像以後他們表現的主流那樣——而是將它們視為共產黨人為在亞洲建立自己統治而進行的統一行動。正是按照這一邏輯，杜魯門總統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將胡志明稱為“印度支那國家民族獨立中不共戴天的仇敵。”

我還知道，艾森豪威爾政府全盤繼承了杜魯門政府的觀點，即共產主義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將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儘管，它明顯並不情願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派遣到這一地區，但有關共產黨人在該地區造成威脅的警告則不絕於耳。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爾總統發表了他著名的預見，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產黨人手中，其它東南亞國家也會“緊隨其後的，”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他接著說道，“這種損失將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這一年，我們從法國人手中接過了責任，承擔了保護越南一九五四年分界線以南部分的義務。我們也開始就東南亞條約進行磋商，有條件地承諾了對印度支那的保護。並且，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們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最後，我還意識到，在擔任參議員之時，約翰·F·肯尼迪就對艾森豪威爾關於東南亞的觀點作出過積極的反響。“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基石，”一九五六年他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道，“它是我們的子孫，我們絕不能拋棄它，我們不能無視它的需要。”在擔任國防部長之後，兩方面事態的發展強化了我考慮越南問題的思路：古巴與蘇聯之間關係的日益密切，和蘇聯在柏林進行的新挑釁。兩者似乎都標誌著共產黨人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按照這一思路來考慮問題，在越南加強美國的勢力就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了，因為，越南的喪失以及其後的多米諾現象，極有可能使我們失去整個東南亞。

然而，我對東亞問題仍然所知甚少。我從未去過印度支那半島，也不懂得那裡的歷史、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就不同的程度而言，許多人在這方面與我完全相同，這包括約翰·F·肯尼迪總統、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軍事顧問馬克斯威爾·泰勒，以及許多其他人。當面臨越南問題時，我們這些決策者竟然發現，那是一塊鮮為人知的土地。

更為糟糕的是，我們的政府也缺乏專家來提供諮詢，以彌補我們在這方面的無知。一九六一年柏林危機出現之時，以及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約翰·F·肯尼迪總統都能求助於盧埃林·湯普森、查爾斯·波倫和喬治·F·凱南等高層人士，他們對蘇聯有極深的瞭解。然而，無論在五角大樓還是在國務院，高層官員中卻無人對東南亞有像樣的瞭解。據我所知，五角大樓中僅有一名軍官，參與過那一地區鎮壓暴亂的行動——中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他曾擔任過菲律賓拉蒙·麥格賽賽和南越吳庭豔的顧問。但是，愛德華·蘭斯代爾的職位相對較低，在地緣政治學的知識方面也所知甚少。

這一差距極有諷刺的味道，因為它的出現與五十年代氾濫的麥卡錫主義有直接的關係，國務院中第一流的東亞和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約翰·斯圖爾特·瑟維斯、以及約翰·卡特·文森特——均在那場歇斯底里式的熱潮中遭到了清洗。由於缺乏這類人物所提供的真知灼見和犀利的洞察，我們——當然包括我——只能相當膚淺地理解中國的動機，錯誤地認為，那些好鬥的言詞中包含著建立地區性霸權的意圖。同樣，對於胡志明領導的運動，我們也完全忽視其民族主義的色彩，而將其首先視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其次才把他當作一位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在對待中國和越南的問題上，為什麼我們沒有像對待南斯拉夫——一個擺脫了莫斯科控制的共產黨國家——那樣來考慮問題呢？我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鐵托似乎是獨一無二的，他與斯大林早已公開地進行爭論。中國和北越的激烈言詞使我們認為：他們將追求一個地區性的霸權。而古巴又於近期倒向了蘇聯，這似乎極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