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的唯一可行之路。然而，當時，對於我們的做法，反對之聲不絕於耳。例如，國務院中的許多人就認為，在撰寫美國對外政策的宣告上，我們已經越俎代庖，侵越了他們的職能。然而，兩者畢竟並非完全相同，並且，他們也不知道，在我以它為依據論說我們的軍事戰略和防務專案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臘斯克審閱了宣告的全文。

這樣的做法，無非是組織人員進行活動的一種途徑，在哈佛之時，我就已逐步掌握了這種方法，以後，在戰爭中和戰後，我先後將它運用於軍隊、福特公司和世界銀行的管理工作中。簡而言之，這種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再根據目標建立一個可行的計劃，以及一整套監測計劃實施進展情況的監視系統，我曾在每一個我所參與管理的組織中這樣做了。然後，如果計劃的進展出現了問題，你就可以調整計劃，或者引進糾正的措施，使計劃得到順利的實施。從一開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國防部所需實現的目標：以最小的風險，最小的支出，並且，在一旦捲入戰爭的情況下，以最小的人員傷亡，來換取我們的祖國的安全。

我們立即著手處理一項最為緊迫的事情——重新審查和確定我們的核戰略。關於戰略問題的爭論已曠日持久，以致於我們無法漠視這一問題。在五十年代，與某些軍界高層首領——例如，陸軍司令兼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馬克斯威爾·泰勒上將——的觀點相反，在國家的防務問題上，艾森豪威爾政府越來越依賴於核武器。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曾對這種大規模的報復下了定義，他宣稱，美國阻止侵略的手段將主要依賴於“按照我們所選擇的手段和地點，立即進行大規模報復（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對此憂心忡忡，他們擔心，過分地依賴核武器將會堵住我們的退路，以致在大規模的非核武器進攻面前，如果我們不做出犧牲，將無法應付局面。約翰·F·肯尼迪總統說道，我們已將自己置於一種兩難選擇之中，面臨戰爭的危機，我們只能“極不光彩地退卻，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報復”。我們決定要拓寬選擇的範圍，這主要要加強和改進部隊的能力，以使其適應非核戰爭的需要。大規模報復的定義和原則開始改變了，一個被認為可以靈活作出反應的戰略出現了，其主旨在於，儘量避免核戰爭的風險。在擺脫核戰爭危險方面，我們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們的建議在北約組織中引起了長達五年的爭論，最終，在經過了大量的修改後被採納了。

總之，在開始執政的最初日子裡，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去完善那些加強我們軍事力量的計劃。直到三月底，約翰·F·肯尼迪才將我們的計劃以特殊防務諮文的形式提交給國會。他要求給五角大樓增加六億五千萬美元的經費，這樣，我們的計劃和措施才開始逐步落實，增強了我們阻止和抵禦非核戰爭侵略的能力。

約翰·F·肯尼迪就職儀式的三個月以後，我們似乎覺得，我們已經開始熟悉了部裡的事務。但是，僅僅在總統向國會提交了那份防務藍圖的幾天之後，我們就面臨著一個決定，它顯示出，我們的判斷——和我們的運氣——並非盡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授權中央情報局組織軍隊，並在中美洲訓練一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組成的隊伍，準備入侵古巴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政權。一年以前，菲德爾·卡斯特羅掌握了島上的權力，並且，正明顯地將古巴帶入蘇維埃的陣營。肯尼迪政府繼續執行了這個計劃，準備部署對古巴的入侵。

現在，在他就職約九十天後，約翰·F·肯尼迪必須對是否執行這個計劃作出決定了。他召集了其顧問人員——總計大約九十人——在國務院舉行會議，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圍著桌子走了一圈，聽取了每一位到會者的意見。除了一個人例外——參議員J·威廉·富布賴特（阿肯色州的民主黨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對——到場的每一個人都對行動表示了支援。這是一項中央情報局主持的行動，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所有成員也都贊成了這一行動。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和我，儘管並不感到十分的樂觀，但也都投了贊成票。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喬治·邦迪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都表示了一致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豬灣，入侵行動開始了。就像一位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我們遭受了“完全的失敗”。事實很快證明：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間諜人員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組成的軍隊中；與中央情報局的估計相反，古巴人民也並未舉行遊行示威來支援入侵行動；菲德爾·卡斯特羅神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