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供給這些軍隊。

為了抵消敵方的這些發展，我建議增派二十萬美軍（和威廉·威斯特摩蘭前此要求的一樣），在年底以前把軍隊總數從十七萬九千人增至三十六萬八千人，同時擴大空中轟炸。但我警告說，這些舉措也許不會對敵人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打擊”，因為轟炸只能削減而不能完全斷絕北越向南方的物資供應。

這使我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儘管共產黨會因我們的地面和空中行動繼續遭受重大損失，但據我們預計，一旦瞭解我們增派軍隊的意圖，他們就會加強軍事行動以試探美國的力量，使衝突規模和傷亡人數增大（增派軍隊後美軍的傷亡預計會達到每月一千人）……結果是，即使增派了軍隊，我們在一九六七年初也將面臨軍事上的僵局和安民計劃的停滯不前，另外還需要增派更多的美軍。

這種前景使我更加相信，美國需要進行談判，透過外交途徑解決衝突。我希望我們的努力能“使（河內）進行談判，從而結束戰爭。”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威廉·威斯特摩蘭一直奉行消耗戰略，目的在於給越共和北越造成極大傷亡，使之來不及補充。但事實證明他的目的沒有達到。儘管威廉·威斯特摩蘭、我以及其他許多人不願承認，但有證據表明我們的敵人透過在南方招兵和從北方派遣，使其軍隊數量越來越多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越共和北越的軍隊數量一直在增加。

從我們開始介入越南戰爭起，南越軍隊給我們提供的情報就少得可憐，而且大多不準確。有時候，這些不準確的情報有誤導的嫌疑，有時候則是由於過分樂觀所致，有時候反映出準確評估進展情況則是非常困難的。

但是我堅持要評估進展情況。正如我強調過的，自從成為哈佛大學學生到現在，我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僅僅選定目標和執行計劃是不夠的。你必須掌握計劃以確定你能否實現目標。如果你發現實現不了目標，你就應該修改計劃或者改變目標。我認為，雖然我們不能像在前線那樣掌握確切情況，但我們能夠找到各種各樣能說明我們是勝是敗的證據。所以，我們評估北越被炸燬的目標、胡志明小道的交通情況、被俘之敵和繳獲武器的數量以及敵人的死亡人數等等。

死亡人數是評估敵人人力損失的一個尺度。我們評估它是因為威廉·威斯特摩蘭的目標之一是要讓越共和北越的傷亡人數遠遠大於他們的補充能力。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需要掌握他們的承受能力和損失情況。

批評者把這一點作為我愛玩數字遊戲的例證。他們說：“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此人總想把一切事情都加以量化。”顯然，有些事情你無法量化，比如榮譽和美，但是可以計算的事就該計算。在進行消耗戰時，死亡人數就應該計算。

我們試圖利用這個數字來確定怎樣做才能在越南打贏這場戰爭，同時把我軍所冒的風險降至最低。我任國防部長期間掌握在越南的進展情況的目的就在於此，但有關報道常常誤導讀者。

一九六七年春季，威廉·威斯特摩蘭認為他的目的終於達到了，敵軍的數量已不再增加，甚至還有所減少。與此相反，中央情報局從未得出過敵軍數量減少的結論。該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報告中指出：“儘管‘尋找並摧毀’敵人的軍事行動的效力越來越大……但越共仍在透過北方的滲透和當地的招兵擴大其主力軍隊……共產黨似乎仍能在來年保持其總體實力。”

不管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的判斷哪一個是正確的，我都不會感到有任何的寬慰，因為越共和北越仍在透過游擊戰術，透過在叢林地帶選擇作戰的地點、時間和期限來控制他們的傷亡數量。此外，到一九六七年春季，他們有了足夠的軍隊防止安民計劃的大規模推展，尤其是在大多數南越人居住的農村地區。

威廉·威斯特摩蘭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分歧令人沮喪但不令人驚訝。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實事求是地評估戰爭的進展情況，但要得到準確的情報仍非易事。我們得到的數字常有很大的懸殊，上述分歧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情報局認為北越的耐力比政府（和威廉·威斯特摩蘭）想象的大許多。以後的事實證明中央情報局是對的。

在兩種說法之間我們如何抉擇呢？在我們無法確定兩種說法所依據的報告是否準確的情況下，這項任務尤為複雜。毫無疑問，我們時常得到錯誤的報告。這個事實在多年以後導致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後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錯誤地把威廉·威斯特摩蘭描繪成一個向總統和我撒謊的人。引起爭議的是他關於敵人的戰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