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六二年危機期間，我們一些人——特別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和我——相信美國面臨著巨大的危險。莫斯科會議證實了這種判斷。但是在哈瓦那期間，我們瞭解到，我們雙方——肯定還有其它國家——都嚴重地低估了這種危險。前華約總參謀長阿那託利·格里布科夫將軍告訴我們，一九六二年在古巴的蘇聯部隊不僅擁有中程導彈，還擁有核炸彈和戰術核彈頭。戰術核彈頭是用來對抗美國入侵部隊的。當時，正如我提到過的，中央情報局報告說古巴沒有核彈頭。

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我們又瞭解到更多的情況，俄國報刊上的一篇文章聲稱，在危機的高峰時期，駐古巴的蘇聯部隊擁有總數達一百六十二枚的核彈頭，其中至少有九十枚戰術核彈頭。此外，曾有報告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危機爆發後不久——核彈頭被移出儲備庫運往離發射裝置更近的地方，以便隨時反擊美國的入侵。

第二天，蘇聯國防部長馬林科夫斯基接到蘇聯駐古巴部隊司令伊薩·普利葉夫將軍的一份電報，向他通報了這一行動。馬林科夫斯基將電報送交尼基塔·赫魯曉夫。尼基塔·赫魯曉夫交還電報時在上面潦草地批了“同意”。很顯然，當時存在極大的危險。

面對美國的攻擊——正如我說的，美國政府和軍隊中的很多人都準備向約翰·F·肯尼迪總統提出這種建議——蘇聯在古巴的軍隊極有可能選擇的是，使用核武器而非放棄它。我們無需推測在那個事件中會發生什麼情況，因為我們可以確切地預見到它的結果。

雖然美國入侵部隊不會配備戰術核彈頭——總統和我明確禁止那樣做——但也沒有人會相信，一旦美國部隊受到核武器的攻擊，美國會控制自己不進行核反擊。那麼，這一切又如何結束呢？在這種十足的災難中，我們不僅會在古巴付出空前的傷亡代價，這個島國也將會被毀掉，同時，還極有可能在古巴之外的地方出現核戰爭的危險。

我所希望強調的關鍵是：人類是難免要犯錯誤的，我們都會犯錯誤。在我們的一生中，錯誤會讓我們付出代價，但我們也應嘗試從錯誤中學習。常規戰爭會付出犧牲，有時是成千上萬人的犧牲。但如果錯誤是關於核武器的使用，那將會造成整個人類社會的滅絕。因此，如果將人類易犯錯誤的天性與核武器結合在一起，那無疑將是對空前性災難出現的極大推動。

繼續接受這種冒險有什麼軍事上的必要性嗎？回答是“沒有”。

卡爾·凱森、喬治·W·拉思詹斯和我曾對核武器的支持者指出，“冷戰後核武器的使用只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方案：即在不存在預期報復的情況下才可使用。那就是說，或者攻擊一個無核國家，或者攻擊一個雖擁有核武器，但兵力極弱，以至核武器的使用者確信，他們可在一次打擊下即使對手徹底解除武裝”。我們補充說，“實際上，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它也不能為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提供充分的理由。例如，雖然，美國部隊在朝鮮戰爭期間有兩次處於十分險惡的困境中，第一次是在一九五○年南北朝鮮雙方的衝突發生之後，第二次是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時，而美國並沒有使用核武器。當時，中國和北朝鮮並無核能力，蘇聯只有一顆微不足道的核彈。”我們的論證匯出下面的結論：在阻止敵手使用核武器方面，核武器的軍事使用，只會起到極為有限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敵人沒有核武器，那麼，我們也就沒有擁有它們的必要。

一方面由於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核危機時期我們與災難已多麼的接近，另一方面，還由於人們日益感到核武器缺乏軍事上的使用價值，因此，對核武器作用的思考已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大部分出現於最近三年之間。

許多美國的軍事領袖——包括兩位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一位前歐洲盟軍最高統帥和一位現役的空軍高階將領——對核武器的認識已遠遠超出布什—葉利欽協議的範圍；還有一些人則更進一步宣稱，如同我所闡述過的，長期的目標應該是在現實可行的範圍內，回到無核的世界中去。

當然，也存在與此相反的主張。大多數西方安全專家——包括軍隊和文職官員，繼續相信，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防止戰爭。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限制核武器的計劃是“在常規戰爭中保證世界安全的計劃，所以我並不熱衷於此”。由前國防部長理查德·切尼任命、前空軍司令托馬斯·裡德領導的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也反映了與此基本相同的看法。現任政府看起來也支援這一觀點。

但即便接受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