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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報紙的報道，也由於我認為更換迪安·臘斯克和我對總統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於一九六七年春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排除……這種選擇：更換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以回應‘華盛頓累了和華盛頓過時了’的指責。”

當一個又一個外交努力以失敗告終後，我的失望情緒和痛苦進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辦法贏得（或結束）這場所付代價和破壞力越來越大的戰爭。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發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動事件，使我更加擔心。這種自相殘殺使西貢政府更加支離破碎，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令我煩惱的是敵人已兵臨城下而這些南越人仍在內訌。在四月初危機達到高潮時，約翰·T·麥克諾頓和我制定了一個“可能的‘撤退’計劃”，其依據是：“雖然軍事形勢尚未完全惡化，但政治形勢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甚至軍事方面也會越來越僵持不下。”我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考慮利用這些麻煩脫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會議上，總統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說“正在準備做一個可怕的選擇——或許要在泰國進行抵抗”。這表明他也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擔心撤退會在國際國內產生不良影響。不久，當南越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騷亂時，危機就出現了。

回顧過去，我非常後悔沒有設法讓大家辯論這樣一個問題：在政局動搖不定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有無獲得勝利的可能。我認為有一點在當時和現在都很明確，即在一個不能自我管理的國家，軍隊（特別是受外來力量影響的軍隊）是不可能維持好秩序的。

我的許多同事們對局勢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在穩步前進。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臘斯克說，“形勢已發展到北越不可能獲勝的地步”。沃爾特·羅斯托寫道：“總統先生，您應該能感覺到：受中共支援的河內的軍事進攻已不再被視為未來的主流了……我們雖未獲得勝利，但我們正在向勝利邁進。”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來電說：“這場戰爭在軍事方面進展良好……這意味著真正的危險（唯一真正的危險）在於美國人民是否會失去信心，做出‘讓孩子們回家’的選擇。這將成為失敗的主要原因。”白宮越南事務助理羅伯特·W·科默訪問南越歸來後報告說，他“是個樂觀主義者，也是個現實主義者”。總統的高階顧問們都不支援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W·埃夫里爾·哈里曼表述的觀點：透過軍事手段不可能使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應該與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觸”，達成最佳的解決方案。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總統其他高階顧問之間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且日趨尖銳和公開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報告說美國在“軍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預計第二年春季“軍事形勢會完全不同於現在”。

威廉·威斯特摩蘭同意這種看法。

十月中旬我再次訪問南越以後，我對這種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詳細的報告中對總統說，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辦法能使戰爭很快結束”。影響我思考的問題有許多，我向總統做了詳細說明：敵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毀，他們顯然已經適應了我們阻止他們獲得軍事勝利的新局面，採取了使我們疲於奔命和等待我們自動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們的國民意志的策略）。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把軍事勝利變成“現實成果”——摧毀敵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們認為我們也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

過去一年中，在越南發生的一件顯然有利於我們的事情是大批敵人在重大軍事行動中陣亡了。如果允許在報告中略做誇張的話，那麼敵人的損失必定……每年超過六萬人。滲透路線似乎應該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敵人的意志有所動搖，而且，透過從北越輸入和在南越招兵，敵人顯然能超額補充其損失人數。

……安民計劃毫無進展。與兩年或四年前相比，敵方全日制的地區性武裝和半日制的游擊隊的人數增加了許多；進攻行動、恐怖活動和破壞活動的規模和強度也增加了……我們控制的人口數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層政治組織遍佈全國大部分地區，使其在情報方面佔有巨大優勢；到處都沒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