麼扎眼。任何一個有神經的人有藝術感覺的人，都不能不為之而痛惜。我苦立在那兒，我心甘情願地繼承了前人的折磨。就在我站著的這個地方，多少人站過，多少人受過折磨，一代一代輪著，輪到我這兒了。我痛苦的時間一定是比別人長了一些。陪同我來的年輕人催我。這位石油局的年輕人就是生長在敦煌這片土地上。來時他就忍俊不住地告訴我，他們家距莫高窟只有三里路。他說他在小時候常常和小朋友們跑到莫高窟玩。那時候沒有人管理，沒有圍牆也沒有把門的，他說他們那時候隨便就可以撿到小佛，他說那時候小佛在洞外邊的護欄上擺得到處都是。他說那時候誰也不知道莫高窟有多麼重要，他們還可以隨便撒尿，隨便扔石頭。他說他來過無數次莫高窟也看不懂。他是已經熟視無睹了呢還是他從來就未熟悉過？他顯然沒有我這種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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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元舉的西部情結……《西部生命》（25）

他或許不清楚這塊皮是被美國鬼子竊去的。他不會知道華爾納這個名字。他不知道過去。現在不知道過去的年輕人太多了。我們過去總說列寧的指示，說得是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什麼的，那時候說這句話時充滿崇高感，現在的年輕人哪還有說這種話的？其實，這句話還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翻譯的偏差，其實，忘記就忘記了，頂多說您記性不好，而硬把這種忘記說成是背叛，就未免有點過分了。

陪同我的年輕人不知道敦煌的歷史，但他知道敦煌的現在。他不熟悉華爾納卻熟知一個與華爾納有著同樣行為的中國年輕人。那是兩個20郎當歲的生在紅旗下的小夥子。他們接受的是社會主義教育，他們可以去學好多好多英雄，可這兩個小夥子偏偏去學了那個美國傢伙，也用了一種什麼膠把壁畫剝了一塊長方形的皮。剝痕留下了清晰的刀法，線條沒有華爾納的筆直，深淺輕重也不勻，從中可以看得出前者剝時心理不慌，後者則慌得不得了。

據說是發現了這一處壁畫少了塊新皮之後，敦煌政府視作大案要案，立即偵破。

在偵破的日子裡，莫高窟不對外開放。

那幾天，千里迢迢趕來看莫高窟的人該有多慘。我就聽到過一位朋友無比沮喪地說起過他有一年來到敦煌沒有看成莫高窟。

好在比較快就捉住了罪犯。關於這兩個小子的故事我沒有多大興趣。他們還沒有王道士那個福分。王道士可以隨便將藏經洞的國寶去換外國人的錢，可這兩個小子卻沒這個條件。他們大概是因為窮，就選擇了這麼一種弄錢的方式。這是一種愚蠢的選擇。這種愚蠢一定是因為他們知道了這個美國人華爾納。學外國的東西可真夠快的。這兩個小子知道這麼幹是鋌而走險，他們也挺有經驗，把剝下來的畫皮埋在了大泉河邊的沙土裡邊，據說抓到他們後好不容易才找到贓物。

我沒有記住這兩個罪犯的名字，但我知道他們的師傅就是那個美國人華爾納。

徒弟被斃了，可是，師傅呢？他若長壽的話，他似乎還會活著。他一定是一身殊榮了。如果他出席國際敦煌學的會議，走到講壇上用一口流利的美國味英語宣讀他的論文時，臺下坐著好多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這些研究者們都和我一樣愛國，那麼會對華爾納怎麼看呢？不管我們怎麼看，他在自己的國度裡會因當年在中國敦煌的行竊而獲得聲譽。他會由此而得以輝煌。因為他為那個文化土層很薄的國度帶去了文化。他掠走的那個原本放在３２８窟中的一尊精美的唐代菩薩塑像現在就藏在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館。那是一雙對稱的菩薩，剩下的這一個依然保留在３２８窟，形單影隻，煢煢孑立，在它的對面，失去的那個地方空著，空了那麼多年，也還能看出一點曾經擺放的痕跡來。

莫高窟最有故事的洞窟就是藏經洞。藏經洞的設計也頗有匠心。洞中套洞，可隱可現。

當我跺步於這個大洞時，遲鈍的我還不曾意識到這就是王道士揚名千古之處。等到我在這個大窟中看到了一側的那個小小的洞口時，我才覺出點蹊蹺。

那個小洞門很是平常，窄窄的，大洞口處透進來的光線把它照得愈發陳舊殘破。洞口的牆體處有著泥沙堆積的痕跡，那是一道永遠無法拽直的水紋狀斜線。我試圖往那裡邊瞅瞅，漆黑無比，什麼也看不見。不知有多深，更不知道這個黑洞竟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大窟窿，無法彌補，無法平撫。

就在我躊躇於洞口時，有3個年輕人尾隨一位女講解員把那個洞口團團圍住了。講解員操著一口流利的日語，這使我意識到她是在給日本人講解。這3個日本人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