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敵人繼續從拖拉機廠至“街壘”工廠一帶向南進攻。敵航空兵的幾百架俯衝飛機和轟炸機對第84旅的坦克隱蔽地段進行狂轟濫炸。樓房起火，大地一片火海，隱蔽在該地域的也在燃燒，因為高炮無法可靠地掩護部隊，人員和裝備都遭受了損失。

同一天，幾股敵步兵在坦克掩護下突至“街壘”工廠的西北扇形區。

該廠的工人武裝支隊投入了戰鬥。

戈裡什內師的殘餘部隊被合編成第161團，在索爾莫夫斯卡亞大街佔領防禦和進行戰鬥。我們讓該師的司令部和兩個團的司令部移到左岸，進行補充。

古爾季耶夫和第308師，整整一天在體育場地域反擊敵坦克和步兵的進攻。斯梅霍特沃羅夫的第193師的部隊，在哥薩克大街地域多次擊退敵步兵和坦克的進攻。　古爾季耶夫師的處境很難，其兩翼已被敵人合圍。黃昏前，有一個營的希特勒份子與坦克一起楔入謝韋爾納亞大街。

在古裡耶夫師和巴秋克師地段上，敵人的全部進攻均被擊退。10月17日這一天，共擊毀和燒燬敵坦克40輛，殲滅敵步兵約2000名。

10月17日晚，軍事委員古羅夫通知，從莫斯科來的黨中央委員C·J·馬努伊爾斯基同志，想到我們城市裡來，並說他已同意，我堅決反對，並要求古羅夫改變這個決定。　古羅夫不同意。於是，我說：

“馬努伊爾斯基是黨的著名人物。我們不能拿他的生命冒險，他有可能在渡伏爾加河時犧牲。就是活著，我們也下能讓到他部隊去。”

古羅夫同意了我的意見。

馬努伊爾斯基同志知道了這件事。1947年，他從美國回莫斯科，途經柏林。我們在機場見了面。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宴會上，他同我坐在一起，不停地埋怨我，說我不該不讓他到伏爾加河右岸我的指揮所去。

聽完後，我這樣回答他：“如果1942年我同意您到我們那兒去，那麼，今天恐怕桌旁就沒有您這位交談者了。”

爭奪“紅十月”工廠的惡戰已迫在眉捷。偵察情報證實了這一點。為了更好地指揮部隊，得到方面軍司令部的同意後，我們決定把指揮所轉移到鐵路大橋附近的班內溝，這兒離“紅十月”工廠較近。

10月17日夜間，集團軍司令部和軍事委員會，帶著檔案和指揮器材離開掩蔽部。到達班內溝後，我們費了很長時間尋找安置集團軍指揮所的地點，好幾次遭到敵人機槍的掃射。很顯然，這兒不適合安置集團軍指揮所，我們只得沿伏爾加河岸間南走了約一公里。最後，直接在露天的、沒有任何遮掩的伏爾加河岸上展開工作。我們離戰鬥的最前沿——馬馬耶夫崗只有1公里。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處指揮所，直到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我們再也沒有離開這兒。

10月18日，我派往北叢集的集團軍司令部作戰處長卡梅寧上校從那邊給我送來報告，說那兒的態勢很嚴重，但並不是不可挽救。突入斯帕爾塔諾夫卡的敵人已被消滅。該叢集的部隊沿雷諾克鎮北部、斯帕爾塔諾夫卡西郊和南郊、包括莫克拉亞梅切特卡河河口附近的碼頭一線佔領防禦。這個報告使我們稍微鬆了口氣，不必再為集團軍右翼操心了。

這一天的主要戰鬥仍是爭奪“街壘”工廠，並向南擴充套件到“紅十月”工廠，柳德尼科夫、若盧傑夫、古爾季耶夫的部隊，整整一晝夜反擊著敵人由北向“街壘”工廠和斯庫利普圖爾內公園的進攻。15時，敵人在傑列文斯卡亞大街以南突破我防禦正面，前出到伏爾加河。第650團以刺刀反衝擊消滅了突至伏爾加河的希特勒分子，恢復了態勢。

日終前，敵步兵和坦克沿特拉姆瓦伊納亞大街突破我戰鬥隊形，逼近“堡壘”工廠西邊的鐵路。留在工廠裡的工人支隊，投入了持續數天的激烈戰鬥。這場戰鬥結束時，整個支隊只剩下5人。

斯梅霍特沃羅夫的部隊，從早晨起，就反擊從西面進犯的敵步兵和坦克。11時30分，該師右翼被突破，給斯庫利普圖爾內公園附近的古爾季耶夫部隊造成有可能被包圍的嚴重威脅。為了消除這一威脅，我只好在這個城市的整個戰鬥期間，第一次命令部隊向後、向伏爾加河撤退200—300米。這樣，我們就拉平了戰線，壓縮了戰鬥隊形。

命令中沒有使用撤退一詞，而是這樣說的：

“古爾季耶夫師應於10月19日4時前，在索爾莫夫斯卡亞大街、圖皮科夫斯卡亞大街……的地段佔領防禦”。這就是說，從斯庫利普圖爾內公園地域後撤至新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