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內心時常渴望的東西，因為，多年來他夢想的激盪生活現在真的就出現在了身邊。

只有希伯萊才有的激盪（2）

生活充滿了不安、緊張和殺機。

白天，當他在希伯萊大學攻讀“猶太復國主義歷史”的時候，他得時刻提防一個手雷會扔進教室；夜晚，當他回到家中倒頭睡下的時候，他的枕下放著的正是作為以色列國防軍中士的象徵：裝有32發子彈的“烏齊”衝鋒槍，一把或許是全世界最好的手提式衝鋒槍。

經常地，當他行走在耶路撒冷時，他得時刻提防阿拉伯人兄弟的無意攻擊：一個燒得通紅的螺絲帽，被用薄鐵皮夾著刺破了空氣呼嘯而來，一旦被它擊中，即使不致於立刻斃命，殺傷力也足夠可怕。

幾乎是一下飛機，陳建平就加入了以色列國籍，而這就意味著他是一個當然的預備役軍人。在每年四十五天的預備役中，每天他都必須手持裝有32發子彈的“烏齊”，和戰友巡邏在隨時可能爆發起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

這時，陳建平往往遠離了他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歷史”，遠離了他酷愛的語言學，遠離了這塊神奇之土上人類曾經遺留下的文明印跡，以及一個叫作耶穌的男子，以及他對一個充滿了罪惡、貪婪、淫亂等等罪惡的世界的拯救。心情極其複雜地，陳建平緊張地行走在土爾卡恩、吉巴利亞等等著名的難民營地，他知道，在這裡，雲集著巴勒斯坦最強悍的造反者，在這裡，隨時隨地會出現手持武器的“法塔赫”成員，他們不會也不可能理解一個來自中國，對激盪生活有著烏托邦衝動的年輕人的內心感受，當他們的衝鋒槍口噴出火焰的那剎那，照樣會毫不留情地毀滅陳建平，毀滅他從來的，渴望破解人類母語的熱忱。

陳建平不會忘卻這樣的情景：

1989年夏天的吉巴利亞難民營。

陳建平和他的國防軍戰友，來自俄國的猶太兄弟一起作著例行巡邏。走到一個寬大的帳篷前，他的戰友，不知出於怎樣的心理，竟然從褲子中掏出生殖器對著帳篷中的巴勒斯坦人一個勁兒地晃動。

這個下流而猥褻的舉動激怒了帳篷中的巴勒斯坦人，剎那間，老頭、老太、小夥子，足有100多人從各個帳篷中發狂似的衝了上來，那架勢直要把他倆撕成碎片。

那瞬間，陳建平呼吸急促，他聽見自己沉重的心跳，死神彷彿轉眼間已到了他的身邊，他拼命拉著“烏齊”的槍栓，但不知怎麼搞的，槍栓怎麼樣也拉不開。

他看見戰友那張慘白的臉，也看見阿拉伯人那張張狂熱的臉，他幾乎已經可以聞到他們嘴唇中噴出的氣息了，感覺到脖子被死神狠狠扼住後的窒息，就在這個絕望時刻，他聽到了槍栓拉開的聲響，隨後，如同做夢一般，他看見槍口冒出的一縷縷白煙，那麼多的阿拉伯人生生地停在了他和他的戰友前面，轉眼之間，這些有理由瘋狂的阿拉伯人全都退回到了自己的帳篷裡。後來他才知道，他將“烏齊”衝鋒槍的32發子彈全都發射了出去，出於本能，他的槍口向著吉巴利亞難民營的天空，向著千百年以來這塊被不同民族的馬蹄、弓箭和火炮所蹂躪了的土地上空。

陳建平還不會遺忘這樣的情景：

是在戈蘭高地一側，他和戰友們坐在裝甲巡邏車四處檢視的時候。

前面傳來了槍聲和騷動的聲響。他的戰友忍耐不住地跳下了裝甲巡邏車，向前徒步而去。陳建平看見戰友脫下鋼盔的那個大大的頭顱，隨後，在黃昏的暮色中他看見戰友不知為什麼飛快地奔跑了起來，再接著，他聽見了槍聲，是巴勒斯坦的狙擊手發出的子彈，戰友的頭顱整個被子彈掀開，腦漿四濺到戰友舉起的鋼盔中，捧著裝有自己腦漿的鋼盔，戰友足足跑了幾十米，才猛然倒在戈蘭高地粗劣的土地上。

殺戮讓陳建平厭惡，仇恨讓陳建平無所適從，而他所追求的激盪也決非暴力一詞可以解釋，在猶太民族與阿拉伯民族的世代生死搏殺中，出生於中國上海的陳建平作為整個中國大陸的第二個留學生難以確立自己的立場。

正是在這樣可怕並且恐懼的生存環境中，陳建平繼續著他的的學業，一直到三年之後，當他的第一任太太從上海來到了以色列，他才毅然決然地中斷了在希伯萊大學的學業，先是來到以色列《目標》雜誌社擔任軍事記者，稍後，又來到以色列最著名的媒體之一的《國土報》擔任它的東方文化顧問。

時間已是1990年。

在以色列生活多年的陳建平已充分地“以色列化”。

像一個真正的猶太人，每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