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以其收入“養廉”，併成立軍機處，使皇帝與重要官員經常接觸，對重要事件迅速處理，除了這幾項措施之外，我們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創舉。

而且在社會上講，清朝人口更多，領域更大，生產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質不能夠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別。它的文官集團仍是以四書五經為精神團結的依歸，社會組織仍是以尊卑男女長幼為綱領，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的聯絡，也全靠科舉制度維持。鴉片戰爭時，道光（旻寧）帝對林則徐的指示和駁斥，仍表示中國官僚制度的習慣，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辯白。耆英對皇帝的報告，以及後來倭仁反對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也仍表示傳統的內向及非競爭性之所在，不但明與清無異，即漢滿蒙也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這些文化的性格是長期歷史上的產物，不是民族遺傳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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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8）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擯棄不要，從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國史？話也不能這樣說，當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別的地方，譬如廣州的十三行貿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與各邊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紀以後山西票號在中國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節目，這種題材，俯拾皆是，史不厭詳，這篇論文開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間，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歷史學家的考慮，也還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視的情形，將來一朝發現，可以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觀感。沒有人敢狂妄地說清史不重要。

只是以目前的眼光看來，中國的秦漢帝國是一個階段，隋唐宋帝國是另一階段，而明清帝國已是第三階段。中國近代史中間有很多的問題，都須要將歷史的基點推後，用長遠階段的眼光看，才容易解釋得清楚。本文一開頭就提到“潛水艇夾肉麵包”及“尊卑男女長幼”的組織，這種形態，以明朝最為顯著。要是我們採取大歷史的眼光，則可以從社會形態上看出道光帝與耆英的“籌辦夷務”，糊塗中仍有他們的邏輯，此乃因中國的簡單體制，無法容納西方的另一爐灶。十三行的貿易已經將例外的情形，扯開到最大限度。事實也證明，茲後簽訂《南京條約》，不僅是喪權辱國，而是使傳統組織更無法維持。同樣我們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國的失敗，不僅由於林鳳祥的北伐不徹底，或是楊秀清的狡詐巫術壞事，而是在潛水艇夾肉麵包的組織內，“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沒有本身存在的價值，太平天國的濫用，更給曾國藩以口實，他就因之利用這機會，去增強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秩序，完成“中興”大業。同時我們也可從這簡單的結構中，看出康梁“百日維新”沒有出路。康有為的想象，近於“烏托邦主義”，他主張以發公債支援新政，又完全沒有把自己的腳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