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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行難》一文中提及:“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適在這次保釋劉文典事件中,也是出了大力的。192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胡適寫了一篇《人權與約法》的文章,舉劉文典被關押一事來加以證明,說:“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絕不能到任何法院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面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篇文章發表後,胡適又寫了《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等論文,在社會上引起民眾強烈反響。1929年10月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發出公文,對胡適給予警告處分,胡適最後也只好辭職了事。

劉文典被迫辭去安大校長一職後,想離開安慶到外地去工作。為此,他寫了一封信寄給胡適,請他援手相助。劉在信裡說:“老大哥!弟雖不肖,究竟是個讀書人,在那樣穢濁的地方,和那些不成東西的人胡纏,試問精神上如何過得?現在環顧一班故舊,最愛我的只有你,能救我出那個惡劣環境的也只有你。務請把我的事不要忘記了,千萬不要自己躲在笫五國際的租界上,舒舒服服地講學讀書,把一個老朋友丟在WC(茅坑)裡而受罪啊!”胡適對劉文典的處境甚表同情,盡力與有關方面聯絡,劉文典才得以重回北大任教,結束了他在安徽這段苦悶的生活。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後,他們先後離開了北平。胡適是應南京政府之邀,南下到江西,出席廬山會議;而劉文典第二年才在友人們的幫助下離開北平而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總算是安定下來了。

在北大歷史上,出現了許多有學識、有氣節、有個性的名流大家。他們的言行,深深地影響了北大風格的形成。可以說沒有這些人多姿多彩的思想和活動,沙灘紅樓也不過一片慘白及一幢悶紅毫無靈氣的泥土和建築罷了。當然,以上人物只是北大歷史上湧現出的諸多名家的少數,其餘可圈可點的還有很多。如文科方面的林宰平、崔適、吳梅、賀麟、顧頡剛、黃節、馬寅初、楊亮功等,理科方面的丁文江、汪敬熙、江澤涵、孫公鑄、曾昭掄、劉樹杞、李四光、張景鉞等,都是國內在各學科中響噹噹的領軍掛帥人物,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也為北大培養出許多的人才。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只好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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