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冬日，我有幸參加了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的一個讀書節目，主題是評議周先生在華藝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紅樓夢的真故事》。這是一本用通俗的筆法講述《紅樓夢》一書在流傳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誤讀了的那些真故事的書。周先生在節目中說：“我一生研究《紅樓夢》，就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書！”此言乍出，我頗吃驚。周先生從事“紅學”研究半個世紀了，光是專著此前已有十多種，《新證》曾得到毛澤東主席青睞，有關曹雪芹的幾種傳記雖屬一家之言多有與其他“紅學”家觀點頡頏處，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內外學界和一般讀者所普遍讚佩的，其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對可能是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據，還有主持編撰《紅樓夢辭典》，等等學術活動，怎麼到頭來卻都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省卻了論證註釋，全無“學術面孔”，出之以“通俗評話”衣衫的《真故事》呢？

自那電視節目錄製播出以後，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紅學”專著，特別是再細讀這本《真故事》，才終於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稱，“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於‘紅學’，不能自拔，轉頭五十載於今，此五十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秋肅春溫，花明柳暗，所歷之境甚豐，而為學之功不立；鋒鏑猶加，痴情未已”，其實他五十年的“紅學”研究，已儼然歷煉出了如鋼的風骨，在胡適、俞平伯、何其芳、吳組湘、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前輩相繼謝世之後，像周先生這樣“痴情未已”的“紅學”大家實在是所剩不多了，這本看似平易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匯海的情節軌跡與人物歸宿，其實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著他半個世紀全部“紅學”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既向學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學術專著的人士已無需他再一一註明資料論據），也向一般讀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獲。五十年辛苦不尋常，真故事終能汩汩流淌，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個峰巔，當然，也是他的又一個起點。

周先生今年該是七十九歲了。他身體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隻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書刊報紙，而耳朵也近乎失聰，跟他當面交換意見時往往不得不對著他嚷，但他在“紅學”研究中卻仍然充滿朝氣，仍時時發表出驚動學界也引起一般讀者注意的獨特見解，他那固執己見的勁頭，常令與他觀點不合者既“窩火”又不得不費力對付；他還常常挺身而出，為民間一些“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護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與觀點乍聽乍看覺得“荒誕不經”，也還是應該允許其存在，可以批駁卻不必呵斥禁絕，這種雅量實在是很難得的，這也是我特別佩服、尊重他的一個因素。

在周汝昌前輩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之際，我感謝他在我十二歲到我五十多歲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紅學”著作，滋潤了我親近《紅樓夢》的心靈。我祝賀他有一個以完整的《真故事》為標誌的“五十碩果”，並祝他將自己的學術軌跡，延伸到新的高峰，給我們講述出更多更細的真故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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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弓射鵠志銳堅

——讀周汝昌先生《紅樓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沒有意義？我以為，如果單只是就祖籍論祖籍，縱然寫出大部頭宏著，論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貫，打個比方，也就好比是拉個滿弓，顯示超人的氣力，屬於雜技性的表演罷了。周汝昌先生對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卻好比是立了明確的鵠的，滿弓拉起，飛箭出弦，直逼鵠心，這裡面當然含有高超的技藝，但不僅僅是技藝的展現，更重要的，是體現出一種執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龍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紅樓家世》一書，副題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觀》，這副題把其滿弓所射的鵠的，清楚地告知了讀者。周先生射出的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鵠心？一共中了多少環？我以為很有幾箭射中了鵠心，總環數很不少，成績斐然。當然，大家可以各自評定，抒發己見。關鍵是，周先生以入８５歲的高齡，滿弓射鵠志銳尖，令人感佩，引人矚目。

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涉及各個“紅學”分支，而用力最多的，當屬“曹學”。在這個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證，甚至要窮搜細辯，於是有人遠遠一望，便大不以為然，指斥為“離開了《紅樓夢》文字”，“屬於煩瑣考證”。讀《紅樓夢》當然不能離開其文字，但《紅樓夢》的文字是中華古典文化的巔峰結晶，並且極其獨特，對其解讀不能圖省事，走捷徑，西方的古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