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的最後一天，肖華回到了西安。因為害怕“上山下鄉”，她不敢出門，更不敢去找同學。第3天，肖華正躺在床上，瞪著眼睛望著窗外，忽然聽到敲門聲。來的是同院的兩個孩子，他們給她送來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跡，地址是對的，門牌號卻不對。她所住的院子是118號，可信封上寫的卻是50號。發信人地址僅僅兩個字：西安。開啟信封，終於知道了發信人，竟然是張藝謀。

兩人同學了一年，對於張藝謀的字跡，她是熟悉的，可這封信上的字跡卻是陌生的。顯然，張藝謀有意為之。而且，肖華回到西安僅3天，張藝謀的信就到了，這充分說明，他一直都在打聽她的訊息，甚至一直都在她所住的院子四周遊蕩，以期遇到她。

張藝謀的這封信寫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同學們都不瞭解情況，到處打聽也沒有結果，聽說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門工作，所以託她瞭解一下。

肖華的父母是一般幹部，對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瞭解，她自己都為此著急呢。她給他回了信，然後就有些困惑：他怎麼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門牌號又為什麼搞錯了？門牌號錯了之後，她為什麼又能收到信？為此，她特意跑到大門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見鬼了：門上分明是50號。問了一下才知道，原來是一個月前才換的。後來，張藝謀告訴肖華，有一次他曾尾隨她，所以知道她住在這個院子裡。發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門牌號碼。

幾天後，張藝謀的回信到了，這次不再有“祝……萬壽無疆”之類的套話，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美麗的……”儘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從書上借來的，可正是這些句子，又一次撥動了肖華心中的弦。她說：“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經他這麼一描述，馬上又重新閃現在我的眼前，顯得特別清晰，特別值得回憶。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瀾，我感激他對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記著我。我何嘗不是這樣呢？我臉紅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靜我的心。”

她還沒有回信，他的信又來了。信中討論“上山下鄉”的事，並且約她去他家面談。

肖華回憶說：“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家的門與眾不同，貼了許多畫。當我找到他家時，果然看見門上的每塊玻璃都貼著毛主席的頭像。在那個年月，毛主席的像幾乎無處不在，但這些頭像卻十分脫俗，線條遒勁有力，隱隱透出一種大氣，非常吸引人。”

肖華猶疑片刻，準備敲門，門卻從裡面開了。開門的正是張藝謀，他在屋裡看到她來了，便趕緊來開門。從此開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別，他們都約好下次見面的時間。雖然他們並沒有說過愛之類的話，但行動本身已經說明了一切：這是在戀愛，並且彼此預設。年輕男女，那一層薄紙帶著某種詩意；張藝謀始終未去捅破那層紙，實際上，那層紙在不知不覺間已經不存在。

肖華很清楚，所謂交換“上山下鄉”的情況僅僅只是一個藉口，她並沒有在意，並且為有這種藉口而高興。

有一天，他們聊的時間長了，天不覺就黑了下來。他們都坐在那裡沒動，誰也沒有去開燈，甚至對黑暗有一種期待。坐了一會兒，張藝謀壯著膽子伸出手，在她臉上摸了一下。肖華覺得那隻手冰涼冰涼的，她渾身有一種觸電的感覺，激動得直想流淚。她其實很想他將她摟進懷裡，給她更多的溫暖和撫慰。可是他沒有，還掩飾地把她的頭髮向耳後捋了捋，便將手縮了回去，放進自己的衣服口袋裡，站起來在屋裡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別。離開時，她心中產生了一種無名的怨氣。她並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動手動腳，還是怨他沒有更親切的舉動，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第一雙尼龍絲襪（2）

正是在那間小屋裡，張藝謀表示希望她和他一起下鄉，她當時答應了，事過之後，又有些猶豫。這種猶豫，一方面因為對農村生活的恐懼，另一方面也是對他們的未來不放心。畢竟，他沒有向自己正式表白，這樣跟著他下去到底算什麼？於是，她提起筆，將這些想法寫成一封信，並且親自送給他。3天后，她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說，讀完她的信就像當頭捱了一捧，不知身邊發生了什麼，心裡冷極了。他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他刻苦學習，從不敢惹事。在學校裡，他的學習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悽慘的，不敢寫入團申請書，不敢提父親。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著和別人一樣平等生活和學習的日子；現在要“上山下鄉”了，終於有了這樣一個平等的機會，而她卻又給了他一擊。“我心中的痛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