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個相對安穩的事業環境，魯冠球可以甩開膀子幹了，但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他同樣不是一個幸運兒。為了小廠的生計，魯冠球白天帶領大夥兒掄大錘，什麼看起來掙錢就生產什麼，打犁刀，制鐵耙，到後來又做起了軸承、石臘鑄鋼、噴油嘴、萬向節，晚上卻要為原材料和產品銷路發愁。即使這樣，在那個舉國上下“停生產鬧革命”的年代裡，他還常常要被各種莫名其妙的“經濟問題”勒令靠邊站，造反派經常要他到公社裡去“講清楚”，一折騰就到大半夜。但無論多晚，魯冠球都要到車間裡轉轉，有人勸他說都自身難保，廠裡的事還是少管，魯冠球聽了後心裡總是很不平靜，但他清醒地知道在自己無力改變現實之前，忍耐是唯一的選擇。

那個時候的魯冠球常常騎著三輪車在一江之隔的杭州城裡晃悠，看到一個廢品收購站就兩眼冒光，他可以耐心地在別人家的門口一等就是半天，為的是收點人家看不上的邊角廢料，這些廢料對他的小廠來說已經是寶貝了，為了節省燃料，他也會跑到煤廠門口撿些還能夠二次使用的煤渣，要知道，廠裡的夥伴們還都焦急地等著他一天的收穫呢。有一次，魯冠球破天荒地收到了100多斤廢鐵，他顧不上歇口氣就返回鄉里，過渡口時，已是滿頭大汗的他被落山的太陽一照，額角閃閃發亮，附近的農民見了，嘖嘖地說，“阿球頭角發亮，時運來哉！”

1973年春天，魯冠球率領的農機廠好不容易生產出了一批犁刀，這批犁刀的材料頗為特殊，它們的前身是意外購得的廢炮筒，都是難得一見的好鋼，是職工用電焊一點點切割開來的。但生產出來後，縣裡的計劃早已飽和，無法再包銷，於是魯冠球想到杭州城裡去碰碰運氣。當魯冠球抱著一線希望趕到杭州農機公司時，迎面潑來的卻是一盆涼水，對方連他帶去的樣品都沒正眼看一下，就以計劃已滿拒絕了他。望著辛辛苦苦打出來的犁刀，魯冠球心裡很不是滋味，但他沒有抱怨一聲，而是小心翼翼地把犁刀堆在一個角落裡，帶著幾分不捨悄悄地離開了。轉眼到了第二年春耕時節，農具供不應求，農機公司急得團團轉，突然發現在牆角里的那堆犁刀，一看質量好，規格也符合，這才有人想起了去年上門來的那個年輕人，結果魯冠球不僅賣出了犁刀，而且利用對方的急迫心理，爭取到了每年50噸鋼材的原材料指標。如果沒有這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今天年銷售額數百億元的汽車配件王國又如何想象呢？

魯冠球：自己的夢自己圓（4）

但苦惱還是隨時纏繞著他，吃苦不要緊，最讓魯冠球感到鬱悶的是得不到理解，因為在有些人眼裡，他雖然是個能人，但也是個不怎麼安分的“危險分子”，一個不牢靠的人。

這樣的遭遇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有一次，廠裡搞汽車輪胎螺栓，急需上馬一臺相關加工裝置，魯冠球得知當時的蕭山齒輪廠正好有這樣一臺裝置可以低價轉讓，於是隻身前往協商。好不容易談妥了，回程時已是半夜時分，魯冠球只好露宿山腳下，一夜下來被虻蟲盯得滿頭大包，臉變形得沒有了人樣，但當他第二天興沖沖地趕回廠裡時，卻遭到公社領導的痛批，說他無組織無紀律，遇事愛自己做主，有自大情緒。魯冠球一口氣上來忍不住要聲辯一番，但轉念一想，就是不為別人幹也要為自己幹，受點委屈不算啥，於是又生生把話嚥了下來。

在那個年代，做企業並不是一件多麼光彩的事情，魯冠球有時候甚至是欲哭無淚。一次，魯冠球帶著廠裡20多名銷售員在長沙開完訂貨會乘火車回杭州，途中其他乘客搶了他們的座位，雙方爭執起來，結果乘警趕來，當得知魯冠球是社辦工廠的人，而不是黨員時，不由分說地把他叫到餐車裡訓斥了三個多小時，直到車到了杭州才肯作罷。對方的邏輯很簡單：這個年頭不是黨員就是壞人。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到了20世紀80年代，魯冠球的工廠已有了些起色，但由於種種莫須有的原因，一心想入黨的他竟然苦苦等了10年。他多次遞交入黨申請書都被擋了回來，以至於每次廠裡開支部大會時，好心的書記都安排他到外地出差，這個時候的魯冠球只能找個地方一醉方休。

然而即使受再多的委屈，魯冠球幹事業的腳步卻一刻也未曾停歇，在那個不過80多平方米的小廠裡，他一住就是十幾年，兩個孩子都是在廠裡出生，除了結婚時帶妻子去過一次西湖外，十幾年再沒有去過一次。

1982年底的一天，魯冠球又一次主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那一年縣裡開會部署第二年的工作，一位領導在總結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果時，隨口說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