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真象只讓人沉思和冷靜。自經歷了“皮破骨損”“滿身傷痕”，尤其是1960—1962年與全民共渡中國可怕的大饑荒，我從勞改隊的破停屍房爬出以後（見拙著小說《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世界上再沒有什麼能使我情感產生波動，在瞬間爆發出靈感的火花了。人一“務實”便無詩可言，我已失去了詩的境界和高度。

此詩寫於1957年4月，發表於《延河》文學月刊1957年7月號。那時我是多麼熱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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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1）

緣 起

2004年11月8日夜10點多鐘，我的手機突然響起。從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點感冒症狀，關節痠疼，流鼻涕，慵懶，所以8號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這時一邊懊惱沒有關手機，一邊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裡的手機。一聽，出乎意料是小林的聲音，也就來了精神。她向我約稿，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忘記“文革”是怎麼回事了，《收穫》策劃了一個專欄，總的題目和希拉里的那本書名一樣叫《親歷歷史》，她要每個作家朋友都寫一篇回憶“文革”的紀實性文章，形式不限，長短不限，還告訴我大馮（驥才）答應寫一篇《抄家十日》，述說在“文革”中他家被抄的經過。我說你這是在做功德無量的事。“文革”幾乎使我們民族精神致殘，現在諱言“文革”以致人們逐漸淡忘“文革”，正是我們大腦神經受損的症狀之一，如不治療，還會干擾我們今後的歷史。我一定寫，一定寫，決不再爽約。

關了機，我一夜難眠，第二天精神卻好起來。就是我現在的狀態。

昨晚通話中，聽小林叫我寫“文革”，開始時我卻說“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勞改農場，勞改隊裡不搞“文革”，我好像無從寫起，我寫“反右”行不行？小林說，“文革”有十年的歷史哩！哦，“文革”竟鬧了十年，連我自己都忘了！難怪現在還要借希拉里的一本《親歷歷史》來提醒自己。

驥才寫了“十日”，我準備只寫一天。這篇文章我一開始就寫上寫作緣由的準確時間，是因為事件發生那天的準確時間我也忘了。我們常說我們是個健忘的民族，卻很少責備自己個人也健忘。但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是千真萬確的，有上萬人目睹，場面宏大。事實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雖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間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沖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塗抹不掉事實。我曾將此事寫進小說《習慣死亡》，這書譯成了20多種文字，但所有的讀者都把它當虛構的故事。我寫這篇文章也是要告訴讀者，那不是故事，沒有一點虛構的成分。

一開始就寫下準確日子還因為，我感到身體不適的這天正是11月7日。這一天，絕大多數中國人大約也忘卻了。11月7日對中國人來說曾是一個偉大的日子－“蘇聯十月革命節”，所謂攻打冬宮的“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多年中，每年的這一天在中國是僅次於“十一”國慶節的節日，全國人民都要採取規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儀式來紀念它。我們不再紀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這個節日總讓我念念不忘。每到日曆翻到這一天，我耳邊似乎就會響起阿芙洛爾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這個節日是因我年輕時每年都過而至今印象深刻，那麼我述說的這個真實故事的主人公，今天會是怎樣的呢？她年幼時就“親歷”過那樣的“歷史”，我很難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來，更不知道如果她還活著並偶然看到我這篇文章，是否會觸及她的隱痛，給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後一種情況，她一定是和我一樣堅強的人，甚至比我更堅強。她看了這篇文章，一定會親自站出來說話，她的述說當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這樣！

上

我在馬克思《資本論》的註釋中讀到，“一個人不能以同一個罪行判處兩次”，可是那是資產階級法律，無產階級法律好像不是這樣，不但可以將人的同一罪行判處兩次，還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後面一次的判處中將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我的罪名從“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臨近春節時，被一輛吉普車從南梁農場又押回西湖農場勞動改造。其實，對這樣的判處我還是很慶幸的。因為1958年在西湖農場第一次勞改三年，至1961年釋放到南梁農場就業以後，我仍是以一個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農工一起勞動的。像一隻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覓食一樣，時時刻刻的提心吊膽可想而知。在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