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給塞進了人滿為患的電視臺，成了一名提著“長槍短炮”（攝影機和話筒）四處耀武揚威的所謂電視臺記者。為此還另外向縣教委交上三千元的改行費。兩個月後老爸晚上坐在屋裡看著“X縣新聞聯播”裡播出的我攝製的縣委領導開會的畫面，也很激動。進了電視臺後才發現事實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以前在學校裡想得太單純太幼稚了。所謂新聞實際上就是領導日記，領導走到哪裡，我扛著臺索尼攝像機就必須跟到哪裡，經常被派去給臺長的親戚拍攝一下婚禮，給縣長他爸拍一盤風光大葬的紀錄片，幹好幹得領導滿意。幹了三年我屁股一扭跑到東莞來了。在東莞幾年，凡是呆過的幾個鎮上圖書館幾乎被我跑高了。在參加一些雜誌報社搞的作者聯誼會時常常大言不慚地講點這個說點那個的，以顯示自己看的書多。每次遇到一個月才有一次的公休日，混在工業區的我總喜歡跑到鎮上書報攤轉兩圈，我主要是對上面的打工雜誌感興趣，“漂泊者的港灣，打工人的家園”或者“心靈的知音、遊子的家園”，多數打工雜誌的封面上都是這麼寫的。《大鵬灣》《打工妹》《打工之友》《飛霞》《江門文藝》《打工族》《湛江文藝》《南葉》《雁南飛》《打工文學》《西江文藝》……看看上面有沒有我偷偷趴在鐵架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