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帶來了一個狂想。一個讓葉韜心跳不已的狂想。

在座鐘問世後，彭德田就在整個港區挪出地方建設了一個港務衙門和三個辦事處，都安放了座鐘。並且，他還和原先負責碼頭事務的官員，和稅務官一起，為港區制定了更加嚴密規範地條例。在有了具體的時間參照之後，停靠計劃，裝卸計劃和查稅等等一系列事宜地安排已經精確到刻了，這些日子來，宜城港區越來越有秩序和效率，卻也越來越忙碌。現在的問題，不光是要讓港務衙門的屬吏們知道時間，遵循時間表來做事，更需要那些來自各方的船主，大商戶在時間上的配合，不然，現在地時間表無法進一步推行下去。

於是，彭德田和閔越想到了一個點子，造一個足夠大的座鐘，應該至少是六層樓到七層樓的樣子，頂層四面敞開，是四個表面，向整個港區顯示現在的時間。整點報時的鐘聲，每一刻鐘會響起一次地時間提示，幾乎都會立竿見影地讓港區更加有效率，更加有秩序。而這樣的建築，更會成為宜城港地象徵，成為宜城繁華富庶的標誌。

這可就是鐘樓了啊。葉韜的腦子裡不斷湧現起以前遊歷歐洲的時候給自已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有著高聳的尖頂的哥特式建築，在那尖頂上樹立著的金屬十字架的確很能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能夠成為一個地方的標誌性建築的鐘樓，那悠揚的鐘聲能夠讓整個地方的居民都產生一種奇特的安定感和歸屬感。而在白己最熟悉的上海，海關大樓的鐘聲從二十世紀響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被很多人津津樂道，仍然是一道明麗的景觀。

彭德田和閔越合計著的，不僅僅是鐘樓，更是一個具塔相當實用意義的地方標誌性建築，也同樣是他們這些地方要員的“政績工程”。不過，他們的這種政績工程，似乎值得葉韜支援一下。但是，問題來了。座鐘和鐘樓，遠不是放大若干倍那麼簡單。

傳統的中式木構建築，雖然已經被葉韜和戴越閣聯手椎到了一個登峰造極高度，但說實話並不適合用來建這種高度相當可觀的建築。這可不是寶塔式建築，結構上的承重有限，尤其是最頂上幾層，最大的承重就是建築物本身的材料重量了。鐘樓的頂端，可是要安裝結構極為複雜，重量也相當可觀的大鐘地機芯的。要讓整個港區能看到。

光是那龐大的錶盤和指標的重量就夠嗆，葉韜雖然有建築方面不錯的底子，也有了相當多的建築設計經驗，但他也沒把握用木構建築去負荷如此的重擔。他畢竟對於中式木構建築的研究，只是在應用層面而不是在學術層面。他自然也可以讓木構建築能夠負荷那樣的重量，但從任何角度來說，那樣地方案都稱不上經濟。

想到了鐘樓，葉韜的腦子裡還泛起另一個經典地形象：大本鐘。這個例子太過於經典，以至於葉韜腦子裡居然還有整個建築物的大致的圖紙。在泰晤士河畔的大本鐘從1859年開始運轉，除了偶爾幾次故障。一直到葉韜被轟出他所熟悉的那個世界的時候仍然在健康地運轉。葉韜覺得，或許。那個高達九十入米地建築，在略微進行修改之後，會很符合彭德田和閔越的需要。這要進行修改地，自然包括一些細節上的設計，和建築的外觀。全面照抄大本鐘的外觀，讓哥特式建築的尖頂首先誕生在宜城。那個……實在有些太惡稿了吧。

至於鐘樓內鍾室地結構，葉韜覺得。也沒有必要照抄十九世紀的設計。完全可以讓鍾室的計時精度更上一層樓，而讓外層的鐘面上的指標地動力，和鍾室的動力體系分開。無許是從維護地簡便性上，還是從整個鐘樓和鍾室耐受外界環境變化的寬容度上，都會好不少。

葉韜讓靠著柱子在那裡咪著點小酒的魯丹為他取來紙筆。他很快就在紙上，將他腦子裡最直觀的大本鐘鐘樓的形象勾勒了出來。拋下了筆之後，他想到了一個問題，隨即搖了搖頭，說：“大人。這鐘樓的事情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

閔越瞄了一眼草圖。立刻就覺得有些不對勁。沒見過西式建築的他，覺得那彷彿一支矗立在大地上的長矛的建築有些太鋒芒畢露了，那建築的外觀雖然塔些奇怪，但還是很協調的。但是，他從窗戶的大小和整個建築的比例上察覺了些什麼，仔細看了看草圖之後，閔越問道：

“賢侄啊，你這鐘樓到底琢磨著造多高？”閔越和彭德田當初椎算鐘樓最少要五層到六層，已經是考慮到木構建築造不高，但要儘量多人能夠看到鐘樓，這五層到六層已經是最低限度。能造得更高的話，他們自然不會櫃絕。可是，葉韜的圖紙上畫出的東西，真的有可能造出來嗎？

葉韜心裡算了算，說：“大約是兩百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