堰之壩水洩太多，則清水力微，黃水必倒灌也。”［41］康熙帝命大臣速議具奏。七月三十日，九卿等遵旨議復，處張鵬翮革職留任。

由於這次沖決，康熙帝命兩江總督阿山、漕運總督桑額和張鵬翮等共同詳議漕運與民田兩利的修治方案。次年正月，阿山等提出了創興溜淮套方案，其主要內容是自泗州開河築堤，引淮水至高家堰，入張裕口，再出清口。由於創興溜淮套工程所需約銀一百八十八萬兩，九卿認為河工事關重大，需餉浩繁，工程情形尤難詳晰，非皇上親閱指示，實難成功。共同叩請皇上親臨河上，指授方略。康熙帝認為他數次南巡，瀕河官民不無勞擾，加之年已漸增，憚於臨幸，不允親往。但康熙帝對溜淮套工程並不放心，以為此等大型工程，若有閃失，勞民傷財，後果亦不堪設想。經大學士等再三懇請，康熙帝最後還是決定再次南巡。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正月二十二日，康熙帝啟程離京。二月二十日，康熙帝由清口上岸，詳細視察了溜淮套的地勢。當天，康熙帝召集扈從文武、地方大小官員、河道總督及河工官員於行宮門前，嚴厲斥責張鵬翮不留心河工。對於溜淮套工程，康熙帝對諸臣說：“前阿山等查勘泗州水勢，奏稱溜淮套地方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可以分洩淮水，免洪澤湖並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請朕親閱。昨日閱武家墩，朕尚謂果如阿山等所奏溜淮套可以開成。今日乘騎從清口至曹家廟地方詳看，地勢甚高，雖開鑿成河，亦不能直達清口，與伊等進呈圖樣迥乎不同。且所立標杆多有在墳上者，不獨壞民田廬，甚至毀壞民墳冢。……數年來，兩河平靜，民生安樂，何必多此一事？”［42］康熙帝還指出：“明代淮黃與今時迥別。明代黃水勢強，淮水勢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閱視兩河形勢，記憶甚明。漸次修治，今則淮強黃弱矣。善後之策，尤宜亟講。與其開溜淮套無益之河，不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再行挑浚，令其寬深，使清水愈加暢流。至蔣家壩、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浚，使通運料小河，俾商民船隻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挽運，為利不淺矣。”［43］康熙下諭立停溜河套工程，經反覆察視、研究，命挑浚洪澤湖出水口，加寬加深，使清水暢流，以達溜河套工程之效。［44］二十一日，康熙帝命自曹家廟回清口，將沿途所立標杆盡行撤去，百姓歡呼雀躍。康熙帝到清口登舟迴鑾。

這次南巡，康熙帝對河工善後處理完畢。四月二十二日，返回京師暢春園。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命移建王家營減水壩，四十九年（1710年）建惠濟越閘，五十一年（1712年）諭建卞莊挑水壩，五十八年（1719年）開王家營東引河，分漕北趨，以保南岸老壩、車路險工，於是治法大備。［45］

康熙帝以民為本，實心求治，他親臨河工，指授方略，經過幾十年的治理，兩河安寧，漕運無阻，人民安居樂業，這對當時社會的安定和繁榮起到了促進作用。康熙帝一生南巡凡六次，往返供儀，悉發內帑，還曾要求“預飭官吏，勿累閭閻。”［46］康熙帝以後，乾隆帝也進行過六次南巡，然而他坐享其成，崇尚浮華，好大喜功，為遊遍江南錦山繡水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其目的與作用皆不可與其祖父同日而語。

作品背景相關資料　歷代漕運

【秦漢】

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徵收財物（主要為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穀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後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產，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餘鍾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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