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6日，詩人海子在山海關的鐵軌上臥軌自殺，燃盡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海子親身經歷了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扼殺物慾、只講精神，到80年代末期的摒棄精神、物慾橫流的社會轉型過程。

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衝突，海子困惑了，希望破滅了，覺得不能“詩意地棲居於世”了，便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

在海子離世的兩個月前，他才剛剛寫下那首經典抒情詩——《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有人說，80年代是詩歌的時代，海子的離去，宣告著一個時代的遠去。

1993年10月8日，詩人顧城在紐西蘭寓所因婚變，用斧頭砍傷妻子謝燁致死，殺妻後自縊於一棵大樹之下。

這則噩耗傳回國內後，在詩歌界和文藝界，都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要知道，顧城和海子一樣，在新詩、舊體詩和寓言故事詩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更是成為華國新詩的經典名句。

10天后，北島在《今天》冬季號寫下編後語：“顧城和謝燁的離去令人震驚，這世界顯得更空曠，往事如駛離的大船，死去的朋友們成為那船的主人。”

那是北島“自我流放”的最後一年，5年後，一度旅居7個國家的他，出版了散文集《藍房子》。

在其中一篇名為《波蘭來客》的散文裡，北島不無哀傷地寫道：“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和悲慘的詩歌相比，文學的日子則要好過一些。

1993年的某一天，王碩到封小剛家，丟給他一篇小說，名為《溫故1942》。

封小剛讀罷，自認為“對本民族的認識產生飛躍”，找劉震雲要版權，想拍電影。

劉震雲不急不緩地說：“先等等，我們還年輕，看問題還不全面。”

王碩和封小剛準備合開電影公司，半天都沒搗鼓出一個劇本，又去找劉震雲，要了小說《一地雞毛》的影視版權。

賣出這部作品，劉震雲拿到8萬塊，趕緊帶著家人，去王府井吃了一頓肯德基。

這就是1993年的文學，除去賈平凹涉皇的《廢都》，和陳忠實鎮棺材的《白鹿原》輕易賣破了十多萬冊，純文學越來越賣不動了。

蘇童、王安憶、格非、餘華等一批作家，都跟隨著王碩的腳步，開始涉足影視，當起編劇、策劃。

下山之前，江曉楓也曾經考慮過，自己寫（抄）劇本，像王碩那樣當個編劇，做個大文豪啥的，但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文筆有限，相比寫（抄）劇本，寫（抄）歌要容易許多。

江曉楓這人挺擰巴的，他其實很清楚，哪些歌唱了一定會火，哪些歌唱了可能反響一般。

可江曉楓也不想勉強自己，他更願意寫一些自己喜歡，也有機會獲得喜愛的歌曲。

雖然到目前為止，江曉楓已經寫了《鼓樓》、《那些花兒》這兩首民謠歌曲，但江曉楓心裡也明白，這兩首歌發行之後，並不能讓他大紅大紫，只能讓他在內地樂壇嶄露頭角，僅此而已。

而且，民謠這一塊，江曉楓覺得自己很難寫出一首像《童年》或者《同桌你的》那樣的現象級民謠金曲，所以，寫了兩首民謠之後，他又開始嘗試著創作搖滾歌曲。

另外，大地唱片的工作效率也實在是太低了些，讓江曉楓感到特別失望，因為《鼓樓》、《那些花兒》這兩首歌已經錄好幾個月了，大地唱片卻遲遲沒有發行。

江曉楓也不打算在一棵樹上吊死，他決定寫好新歌后，找其他唱片公司合作。

而張培仁創立的魔巖文化，成了江曉楓的首選合作物件。

著名音樂人李宗盛在他的歌曲《和自己賽跑的人》中有這麼一句，“親愛的ndy我的弟弟，你很少贏過別人，但是這一次你超越自己”，這個被李宗盛稱為弟弟的ndy，便是魔巖文化的創始人張培仁。

其實魔巖文化這家唱片公司，是何勇推薦給江曉楓的。

何勇是大地唱片的簽約歌手，早在1991年，就簽約了大地唱片，但他加入大地唱片接近三年，也沒有獲得發片的機會，就想著離開大地唱片，轉投魔巖文化旗下。

而江曉楓和何勇，也是因為在大地唱片錄歌的時候，才有了接觸和交流，成了關係不錯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