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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我們不得不再次佩服鄭國人的“幽默”，詩人把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男女打情罵俏的語言，寫入詩來，不著痕跡地“刺”了一個公子忽。你娶的那是什麼人呀，自以為娶到了“子都”，實際上不過是一個“玩童”。但從詩的字句中來看，這哪有公子忽的影子呀。我想公子忽聽到這樣一首詩，心裡也發作不得，不過他可能聽不到了。但是當時人和後來人聽了都不免會心一笑。這也是有心栽花、無心插柳的一種手段，要批評或諷刺一個人，沒必要直接點名道姓，相反，我透過表揚另一個人，即可達到完全相同的效果。現代讀《詩經》的人，不妨也這麼一想，就釋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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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亂世中君子的可貴（1）

風雨悽悽，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雲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

——鄭風·風雨

中國文化之所以不同於西方，就在於在很早的時候，或者說就在中國人剛剛開始步入人文時代，他們的思維就把大自然的許多自然現象賦予了哲學的意義，如《周易》的八卦都是來自於大自然給人的啟示。直到現在，這樣一種高超的思維能力都讓人驚歎不已。《詩經》時代正處於這樣一個思維階段。也就是說，《周易》的思維方式與《詩經》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周易》中的風雨雷電，顯然不能當作一般的風雨雷電去看的。如《周易》中的小畜卦，是象徵女子婚姻不順的，其卦辭便是“密雲不雨”，也就是未達到陰陽和諧之境。

這種思維方式就是聯想思維。它源自古代一種交感巫術原理。就是說，凡是相似的事物都能互相感應，凡是相似的行為都能產生同樣的效果。從這種相似律出發，人們相信只要透過模仿就能實現任何目的。《詩經》時代的詩樂舞主要的目的和用途就在於祭祀、宴饗，透過詩樂舞這種模仿達到人與神交通、獲得神的賜福。

《詩經》就產生於這樣一個時代。隨著春秋人文精神的進一步上升，人的地位開始與鬼神的地位並列，人們對鬼神的崇拜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敬鬼神、盡人事的觀念得以確立。但是這種思維模式仍然起著主導地位。因而，在周禮中，詩樂舞的主要用途逐漸表現在盡人事方面了。反映在《詩經》中，風雅頌有了明晰的分工，雅頌仍然用於祭祀和宴饗，風則用於人事。

《詩經》時代的人事就是政治，就是禮制。

明白了這一點，再來讀《詩經》，就有理由相信，《詩經》時代的詩人不可能單純地歌唱男女之間的相思、“愛情”。男女夫婦作為人倫之始，一開始就被納入了禮制範圍。但這種禮制又發乎人情，也就是從人的日常情感、情理出發，以節為度、以合乎人文為標準。周禮並非後人想像的那樣是不講人情、不講人性的。相反，它處處考慮到了人情人性。因為制定周禮者，其本人也要受到周禮的約束，即便是天子也不例外。

這種制度完不完美我們不去說它，任何一種制度都存在有破壞者。當一種制度深入人心、成為一種文化之後，人們的一切行為自然會以這種文化為尺度，合者褒之，不合者貶之。也就是漢初說詩者所謂的“美刺”。

後人極為反感漢代人的“美刺”說，其實，這種美刺說恰恰合乎《詩經》時代作詩以及後來賦詩用詩的初衷。《左傳》所載種種用詩引詩的記載，儘管是斷章取義，但取義的目的都在於委婉地表達用詩者的情志，即借詩言志，或褒揚別人、或委婉地陳述自己的感受。

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見詩旨之深。後人不喜歡孔子，這是每個人的自由。但作為春秋時期一位自覺的人文知識分子，孔子並非後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至少他這樣說，反映了《詩》的本來面貌。

而後人讀《詩》，敢於拋棄一切，只取《詩》的字面意義，因而，讀起來無非男歡女愛，再加以一些後人想像之詞，這樣一部詩集自然喜歡讀的人就多了。但遺憾的是，《詩經》也因此成了一部沒有多大價值的歌謠了。

“詩亡而後春秋作”，想一想孔子說這句話時的沉重感，也就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了吧。《詩經》標誌著一個時代，而《詩經》創作的結束，也就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三千年後，我們重新踏入《詩經》現場，誰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