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義命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此其三。讓兒子直接參與控制軍政大權，成為僅次於自己地位的政要，用心非常清楚，就是謀為子孫代漢而作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讓縣明志”，無異於“此地無銀三百兩”。

筆者與張先生看法不同的一點是“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是藉口，為什麼這樣說呢？國家軍隊，基本上全都掌握在曹氏一族手裡，就算是把政權的文官體系交給劉備掌管，劉備可能下令殺害曹操麼？那豈不是立刻導致全國大亂、兵連禍結嗎？所以，但凡有政治頭腦的人都不可能那麼做。這種說法也就是騙一騙普通老百姓。

紅色曹操，實際上是一個塑造古神的運動，曹操的壞處、短處都是小節，都不必也不需談，那還剩下什麼？剩下的只是神蹟、神事。當時的研究者可能沒有意識到：從當時歷史學的理論和體系看，研究者對於曹操（包括秦始皇）和其它帝王在標準、價值判斷上幾乎在所有方面都是極為不同的，是偏愛，乃至可說是獨厚曹操的，如果說“三千寵愛集一身”可能有些過分，但曹操研究中存在一種紅*懷（主要是毛澤東的影響）則是毋庸置疑的。今天，讓我們剝去這種歷史的偏好，及早還曹操先生一個本來面目，還原一個真實的曹操。

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我們先得看看大的歷史框架中曹操面臨的時代背景和家庭背景，也就是俗話說的，先查查他八輩祖宗。

東漢後期的歷史和社會背景

東漢晚期的社會、歷史背景是統治集團內部分為宦官集團及其附屬的濁流官僚和堅持儒家理想主義計程車大夫集團兩大陣營，也即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東漢中晚之世，其統治階級可分為兩類人群。一為內廷之閹臣。一為外廷之士大夫。”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15）

“閹臣之出身大抵為非儒家之寒族，所謂‘乞匄攜養’之類。其詳未易考見，暫不置論。”宦官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其生理和心理特徵與常人有明顯的區別。宦官的種種政治行為固然主要受社會因素的制約，但無疑也會受到其心理狀態的一定影響。宦官集團的特質實際上是皇權的孽生品，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有人說，搞大政治的人物下面都有兩隻手（腿），一種是檯面上的人物，屬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系列；另一種則是不上臺面的黑手，專門處理髒事幹髒活的系列，宦官就是這種人。他們缺乏理想性。宦官背景的特殊性，當宦官的都不是人們所情願的，大都是無奈而為。而且，宦官出身發達了，可以肯定，他不會再讓子孫去接著幹，具有不願複製性，他的子孫必然鑽營到文官、武官等官僚系統中。

“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則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職是之故，其為學也，則從師受經，或遊學京師，受業於太學之博士。其為人也，則以孝友禮法見稱於宗族鄉里。然後州郡牧守京師公卿加以徵辟，終致通顯。故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質言之，小戴記大學一篇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之學說，實東漢中晚世士大夫自命為其生活實際之表現。一觀後漢書黨錮傳及有關資料，即可為例證。然則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金明館叢稿初編》41頁）

東漢末年政治*，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交匯纏擾。宦官集團因高度影響著皇權（有時甚至實際上掌控、挾持著皇帝），宦官成為最高權力的實際操作者，常常成為指責的物件，更是成為社會的出氣筒；士大夫演成清流、清議，掌控了影響力巨大的社會輿論，代表道統，即統治思想及其薰染計程車大夫對其合法性的認可程度，士大夫的成員成為政治體系主要構成部分即政統的大部分。清流士人和宦官集團的鬥爭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的主要矛盾，主要的*就在二者之間展開，他們實際上像撕破臉、要離婚的夫妻一樣，勢同水火，士人挾強大的社會輿論，幾乎將宦官判定為近於社會公敵的位置；宦官則以多次黨錮激烈回應，禁止這些人及其親屬當官。最後的結果，袁紹將宦官盡數撲殺，成為鬥爭的勝利者。讓人意外的是，幾乎就在同時，第三者——西州軍閥董卓闖進來，攫取了鬥爭的果實，後二者間又大打出手，使大漢帝國走到了分崩離析的地步。

曹操就是在這一背景中出生、成長和發展的。

曹操祖先可追查的，他們家族中自稱的遠祖說法有說黃帝的，有說舜帝的，曹操自稱周文王之後，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