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去把新起的烏桓平定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國文學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學的高潮。”“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來所謂的‘正統’觀念確定了之後，這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卻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國演義》風行以後，更差不多連三歲的小孩子都把曹操當成壞人，當成一個粉臉的奸臣，實在是歷史的一大歪曲。”　。。

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8）

《光明日報》為給曹操翻案展開討論，決定設立學術小組向史學、文藝等各界人士徵詢意見，約寫稿件。1959年2月19日，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在《史學》專刊第152號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在我看來，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卻長期被當作奸臣是不公平的，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帽子，恢復名譽。郭沫若又在3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替曹操翻案》文深化其觀點，提出：一、曹操雖然打了黃巾軍但沒有違背其起義目的；二、曹操平定烏桓是得到人民支援的反侵略性戰爭；三、曹操殺人問題應根據史料重新考證；四、曹操對民族、文化發展有很大貢獻；五、曹操被冤很久，今天要替他恢復名譽。

一石激起千層浪，從這兩報對曹操的大討論開始迅速擴充套件到全國報刊，形成各界人士爭談曹操的盛況，來自全國史學界、文學界及戲劇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如吳晗、譚其驤、王崑崙、週一良、劉大傑、鄭天挺等撰文參加討論，參與者暢所欲言，許多論點針鋒相對。歷史學家吳晗3月19目在《光明日報》發表《談曹操》指出：“這些天來，一碰見人就談曹操，大家興致很高，甚至在會場上，會前，會後，中間休息的時候，談的都是曹操。有的說他是好人，有的說是壞人，也有人說一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壞人。議論很多，文章也不少，人人各抒己見。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有了談曹操這樣一個好題目，學術界也在百花齊放了，春色滿園關不住，好得很。”多數人在討論中都同意郭沬若、翦伯讚的主要觀點，認為曹操是一個傑出的歷史人物，是當時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其屯田制、壓抑豪強等措施以及統一北方、恢復經濟的成績也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客觀上符合人民利益。爭論較為激烈的是曹操*黃巾軍問題，其次是關於曹操嗜殺問題及幾次戰爭的性質。譚其驤不贊成“翻案”說，更不贊成因功諱罪，認為郭沫若過譽曹操。譚提出曹操有四大功勞，一是結束漢末豪族軍閥間混戰、統一北方；二是征服烏桓和鮮卑，保障邊境安寧；三是打擊名門豪族，一定程度抑制兼併，澄清吏治；四是恢復生產，某種程度還發展了生產。認為其罪過也有四項，一是*農民軍；二是戰爭中殺人太多；三是推行高度剝削的屯田制；四是道德品質方面忌刻殘忍。毛澤東在1959年8月11日廬山會議上說：曹操被罵了一千多年，現在應恢復名譽。

這次討論並未取得一致意見，但曹操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已有所改變。京劇舞臺上的曹操，在眉心新增了一個紅點，以示是好人。這次討論曹操的主要文章由北京三聯書店在1960年結集為《曹操論集》出版。其後出版的有關學術著作和辭書，大都吸收了這次討論成果。

餘波未平，海嘯又起。*後期有所謂“評法批儒”運動，曹操被推崇為*家、無神論者、唯物主義者和徹底反對儒家思想的鬥士。一時間光環四射，曹操登上了他個人榮譽的巔峰，進入紅得發紫階段，當時出版的《曹操集？出版說明》實際表達中央意志，大略說：曹操在紛爭兼併的局勢中，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線，二十多年裡逐個消滅了黃河流域的割據勢力，統一了北方。曹操實行法家的耕戰政策，大力建置屯田，用各種辦法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書中“敗軍令”、“論吏士行能令”、“選軍中典獄令”等以及“軍令”、“孫子注”中一些註釋，反映了曹操主張法治，反對禮治的尊法反儒思想。“收田租令”提供了有關曹操抑制豪強的資料。東漢選拔官吏用人唯親，並講究儒家的一套虛偽德行，藉以培植為儒家腐朽路線服務的偽君子，抑制有進取心的革新分子。為了保證法家路線的貫徹執行，必須打破用人的舊傳統、舊標準，從世家豪族名士儒生手中奪取用人之權。書中的“論吏士行能令”、“求賢令”、“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都反映了曹操在這些方面的反潮流精神。他公然宣稱哪怕被說成“不仁、不義”的人，只要“有用兵治國之術”，他都能任用，這是對孔、孟之道的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