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講的三件事情，雖然是汪孟周酒後的牢騷話，但內中所說的都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在一九二九年一度會到胡適之後，差不多十九年沒有見面。在這期間，他當過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抗戰期間又當過駐美大使，聯合國第一次成立大會主席之一，成為全世界聞名的學術界領袖。

再度會面 更加親切（1）

胡適的聲譽，遍及全世界。在抗戰前夕，日本政論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國來訪問他，說是“日本民間只知道中國有三個名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梅蘭芳，另一個就是胡適。”這位政論家把談話記錄，刊在一本叫做《亞洲內幕》的刊物中。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胡適是中國人中聲望最高的人，所以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也因他聲譽崇高而特派他為駐美大使，我心想以後再也無緣見到他了。

待到抗戰時期，我的醫務生活大非昔比，由一個竹布長衫開始的清寒學生，居然也擠入上海時醫行列中。在這時，我積蓄了一些錢，在威海衛路二號，造了一座四開間三層高的洋房，正門對著跑馬廳的大門。

我的洋房的三樓，因為自己沒有用處，戰前租給現在香港的一位鉅商王寬誠。初時收租金四百元，到抗戰末期，幣制貶值，拿這個租金，只能買到若干香菸，一到勝利，王君生意發達，他就遷移別處。

我受到貨幣貶值的教訓，就再也不租給人家了，把三樓四間房間，三間改成客房，一間改成客廳，專門用以招待外埠來的親戚朋友。那時節最高法院院長焦易堂卸任之後，改任中央國醫館館長，我就招待他住在我家客房中很久。

我太太的大姊王麗芬女士，嫁給科學界名流吳有訓。吳早年留學美國，得到物理學博士學位，戰前發明了彈道力量的計演算法，得過獎狀。回國之後，擔任清華大學物理學院院長，抗戰時期，率領許多學生到昆明開辦“聯合大學”，他是早期科學家中數一數二的人物，錢學森是他的助教，後來得到諾貝爾獎金的楊振寧、李政道是他親自授課的弟子，而且好多科學家到美國去深造的手續都是吳有訓一手包辦的。

我與吳有訓誼屬襟親，一九四六年他從重慶飛來，當然住到我家裡。吳氏具有科學家的脾氣，談吐爽朗，為人和藹。他說：“我是公教人員，住不起旅館，只好來打擾你了。”我說：“不論你住多久，我都極端歡迎。”他住了兩間房，另外一間作為他的客廳，一間他用來招待他的朋友。

他的伙食，都由我的太太指揮女傭按時供應，吃的都是上海家常菜。他清苦了多年，飲食向來簡單，一到上海，吃了我們家庭菜認為是異常的享受。但是科學家的脾氣，從不說一個謝字，我也從不問他招待的是什麼人。有一位很瘦很長的客人，他介紹說是梅先生，即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很喜歡飲酒。但吳有訓對酒從不沾唇，所以常拉我作陪，因此我也認識了大名鼎鼎的梅貽琦。

有一天胡適光降，他是赴南京開制憲會議，到了上海專程來拜訪吳有訓。他一見我，還能說出我的名字。那時他住在國際飯店，離我家近在咫尺，他晚上應酬很忙，中午自己上菜館太不方便，知道吳有訓吃得好，於是到我家來吃中飯。我素來講究飲饌，所以也特地為他做了幾隻好菜。這時徽菜中的名餚，早已悉數成為上海菜式，所以他對我家的家庭菜讚不絕口。

胡適無論飲酒或講笑話時，對時局問題，常避而不談。那個時期，他的家鄉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變色，他只談到他的家鄉績溪龍井鄉上村改為適之村，共有五百多個戶口，他家門口被寫了八個大字“胡適之家，不可亂動”，他家祠堂已改為五四運動展覽會永久會場云云。胡適談到這點，認為那位北大圖書館館員，看來還不會難為他。

胡適後來差不多天天早晨到我家來吃粥，吃罷之後，就同吳有訓出去接洽各種事項，中午又回來進膳。那時節我診務很忙，除了在進膳時略與周旋之外，其他時間，我只管看病。只有一次，他來參觀我的藏書室，見到我所藏的醫書有六千種之多，他說：“一箇中醫，藏有醫書如此之多，是我所意料不到的。”我又帶他參觀我貯藏的許多雜誌，如《甲寅》雜誌、《新青年雜誌》、《國聞週報》、《逸經》、《論語》等數十種，都是由第一期起全部完整而經過特別裝訂的。只有商務出版的《東方雜誌》，實在出版得太早了，大約在光緒二十年出第一期，所以我只蒐集到後來的二百多期。他看了之後，對我表示這是很費工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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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會面 更加親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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