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強大，也難以應對“兩線作戰”的難題。

1992年初，德國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的趨勢，以抑制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德國中央銀行決不可能在此時降低利率；隨著東德基礎設施建設進入**，通貨膨脹壓力只會越來越嚴重，馬克利率還有增加的空間。

馬克的每一次加息，都伴隨著英鎊的一陣顫抖──英國中央銀行多次請求德國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以便英國降低利率，從而刺激英國的出口。但是德國人在多次權衡利弊之後，一再拒絕了這種要求。倫敦正處在異常尷尬而脆弱的境地。

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英國最好的出路是說服德國降低馬克利率，減輕英鎊的升值壓力，可惜德國人並不想幫英國人這個忙；其次是說服歐洲其他國家，暫時容忍英鎊的貶值，等到英國經濟復甦之後再讓英鎊回到正常的匯率浮動區間，可惜歐洲各國幾乎不可能同意這種請求；再次是堅定不疑地主動加息，不惜以犧牲經濟復甦為代價，先穩定住目前的局勢，讓全世界的金融投機家明白英國政府維持英鎊匯率的決心，這樣至少可以維持英國的信譽。但是，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是不可能有這種魄力的，透過“宮廷政變”上臺的梅傑首相完全缺乏處理複雜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後被人們稱為英國曆史上的最差首相之一。

在歐洲匯率機制從近乎均衡到不均衡的過程中，市場參與者的認識存在一個缺陷：預期歐洲各種貨幣會在持續進行的程式中統一成單一貨幣，因此認定匯率波動會比過去縮小，每個人因而爭相購買較弱勢貨幣的高收益債券，這使歐洲匯率機制變得比以前更僵化，必須面對激烈變革，而不是漸進的調整。英國政府直到最後一分鐘，還向大眾保證歐洲匯率機制穩如磐石，但索羅斯絕不相信。

早在1990年英國加人歐洲匯率機制之時，索羅斯就在等待。在他看來，英國犯了一個錯誤，因為ERM要求成員國的貨幣必須盯住德國馬克。索羅斯認為，當時英國的經濟並不強勁，加人ERM，就等於把自己和西歐最強的經濟體——統一後的德國聯結在了一起，英國將為此付出代價。

當索羅斯準備面對制度的變革而下手，別人卻在既有制度下行動。大家都預期漸進的改變，他卻看出巨大的差異逐漸形成，洞察到重大的不均衡。結果證明索羅斯是對的，英鎊真的崩潰了。

《華爾街日報》發表德國聯邦銀行總裁史勒辛格的講話：“只有透過貨幣貶值，才能消除歐洲匯率機制的不穩定。”索羅斯由此判斷德國可能採取放棄維護英鎊的立場。

不久，在一個重要會議上史勒辛格指出：“如果投資人認為歐洲貨幣單位是由一攬子固定貨幣組成，那就錯了。”並特別提到義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貨幣。索羅斯問他：“你是否喜歡歐洲貨幣單位變成一種貨幣？”史勒辛格表示喜歡這種概念，但不喜歡這種貨幣的名稱。如果這種貨幣叫馬克，他一定會喜歡。

索羅斯對此心領神會，立刻放空義大利里拉，里拉在很短時間內就被迫退出了歐洲匯率機制。而索羅斯從放空里拉得到的利潤，使他有充足的本錢在英鎊上冒險。下一個該輪到的是英鎊。

英鎊岌岌可危，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先是丹麥公民投票否決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接著在法國公民投票前，歐洲國家舉行極為緊張的談判。索羅斯相信歐洲匯率體制的分裂已迫在眉睫，一旦該體制發生危機，歐洲各國貨幣間的匯率將重新大幅度調整，歐洲利率會大幅下調，股市則將下跌。

索羅斯做出決定賣空英鎊，問題不是要不要建倉，而是要建多大的倉位。素羅斯在1988年已經把基金會的大部分工作交給了年輕有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針對英國財政的漏洞，想建一個30億到40億美元的放空英鎊的倉位，索羅斯的建議是將整個倉位建在100億美元左右。只有這樣大規模的倉位，才有可能撬動英鎊的根基，否則，就不會起到什麼作用，索羅斯很喜歡有個東方作家的一句詩，叫做“隔隔靴搔癢贊何益，入入木三分罵亦精。”，如果你建的倉小了，根本觸不動英鎊的根基，那麼，你又從哪裡去獲取利益？

要是真的按照斯坦利的想法，恐怕最終不但獲取不到利益，恐怕自己的基金會還會倒賠一筆，最終，落得一個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而且，自己的行動勢必開罪英國政府，那倒真是應了一句中國話：偷雞不成蝕把米，又或者是羊肉沒吃到，反惹一身騷。

只不過，要是按照自己的計劃，建一個100億美元的倉位，則是超出了“量子基金”的實力。因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