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在這方面加以引導。

十四歲離京時，曾紀澤已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後幾年雖不能當面一一指點，曾國藩也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兒子傳授寫字的要訣，並時常要兒子寄字來由他批，後來曾家舉家到了南昌，曾國藩更是親自指點。兒子的字深得二王閫奧，端秀飄逸，時下大官員家裡的子弟，很少有幾個寫得出這樣好的字來。只是筆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剛勁之氣，正如他的為人一樣，這大概秉於母親的天性。

對於這一點，本就是書法大家的曾國藩知道無法改變。因此，他並不希望兒子今後當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而在過去他甚至想過，倘若能中進士點翰林，謀一個校書衡文的清閒之職，做父親的就感到滿足了。

“亞美利加之法律……”

看著手中筆記中所記的文字，曾國藩的眉頭一皺，他知道紀澤將要報考的是“法律”專業。學以法律，難道將來自己的這個兒子準備當個訟棍嗎？

幾乎是一種本能，對於“法律”，曾國藩都是持以反感，熟讀史書的他很清楚所謂的“法”不過只是“用物”罷了，至於那句所謂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更不是出自於《商君書》，不過只是後人的“臆想”。

三千年來所謂的“法”，從來都是帝王的工具。至於重法的“衛鞅”《商君書》中也曾言：……太子犯法。“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而後人則以此事弄出了所謂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以彰顯法律之威，但卻不知所謂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過只是臆想而已，或者說是用來矇蔽，普通百姓的說法。至於“天子”，那就更不可能……因為天子從來都是出口成法，自然不可能“庶民同罪”！

因為天子不可能犯法！

所謂的“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過只是黔首百姓的一廂情願罷了，不過也就是用來矇蔽百姓的說辭。只有那些讀書讀愚了的人才會相信真有這麼回事，若是為官者真的信了這句話，那當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而現在，兒子學習法律的舉動，在曾國藩看來，根本就是讀書“讀愚”了。甚至就是想做個下九流的“訟棍”，對此曾國藩當然不能接受。

儘管深知現在新朝的官制不同舊時，地方父母官不再負責審案，一概由縣大理正、府大理寺丞、省大理寺少卿負責審判，至於提刑使更像是官府的“訟棍”，起訴犯人。因其專職刑獄，所以要求其必須精通法律儘管在大理寺審判時因其實行上古的“三刺”之制，犯人是否有罪由“民間有德行者”組成的“明德團”裁決，大理寺只負責斷刑。

可如此，卻對大理寺和提刑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訟棍”只需要說服那以本地人抽取的“明德團”，既可判以無罪。在江西剛推行此制時，曾國藩曾經極為疑惑，因為三刺”和“五聽”作為先秦周時之制度，都其核旨是“明德慎罰”，甚至就連那抽取的用於決定嫌犯是否有罪的“明德團”，亦是取以“明德慎罰”之意，但在另一方面，新朝重刑、重罰又是鐵一般的事實，與過去地方官員對待訴訟的態度是“息訟”，那是為追求“無訟”而採用的一種處理訴訟糾紛的方法。“珥筆健訟”更是方誌、官書吏訓中用來形容地方惡俗的慣用語。但是放在新朝，卻恰恰相反，與舊時主張“最喜民無訟，鄉村共力耕”不同，新朝反倒是鼓勵百姓透過“訴訟”解決各種爭端。

曾目睹過江西歸漢後，地方不斷朝著“珥筆健訟”的方向發展，曾國藩總是會感嘆著“世風日下”，同樣他卻也不得不佩服一點，那就是在大理寺正總能做到公正廉明，“明德團”亦不負重託。

可這並不意味著他會贊同兒子學法律，因為學法律必先為“訟棍”，無論為訟師或者提刑使，其本質不過只是“訟棍”，只有在積累了足夠的經驗之後，才能透過申請、稽核後才有可能成在大理寺正，而且僅僅只是可能罷了，畢竟大理寺正一共只有那麼幾位！

過去在江西的時候他沒有辦法阻止兒子成為一個“訟棍”，但是現在既然來了南京，那就要想辦法把兒子接回正途，當然他不能夠直接阻止這一切，畢竟現在要“依法而為”是陛下，曾國藩再最不願意的就是因為自己的一些舉動引起陛下的不滿。

“見過父親大人！”

突然，兒子的請安聲打斷了曾國藩的思緒，這時他才注意到兒子不知何時回來了，下一刻，他發現兒子的變化極大他的身上穿著黑色洋式衣裳，對於這種衣裳，他並不陌生，其類似陸軍軍裝，許多年青官員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