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
蔣介石建立的政權從一成型就沒有多少民眾擁戴,要說得到民眾擁戴的話,恐怕還是敗退臺灣。
蔣介石敗退臺灣後似乎才認識到自己執政期間對全國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
而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畢竟勝過老爸,在臺灣搞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才得到那裡的民眾的擁護。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大軍壓境後,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三個月內導致東三省淪陷敵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此事件標誌著日軍全面侵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
但是意外的是國民政府僅發表了《自衛抗戰宣告書》,並未正式向日本宣戰,也未宣佈斷絕外交關係;僅僅是將駐日大使召回。
關錦璘矗立在建築中軍用機場和劉鶚攀談時,離“九一八”事變已經10年;“盧溝橋”事變也有4個年頭,國民政府還未向日方宣戰,這其中有何蹊蹺?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全國人民高漲的抗日激情的壓力之下;蔣介石雖然表態要進行抵抗,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但仍然對日本心存幻想。
1937年7月8日,蔣介石讓外交部長王寵惠派亞洲司科長董道寧赴日本大使館;就盧溝橋事變向日本提出口頭抗議,要求日方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與冀察當局尋求和平解決,避免事態擴大。
但日本方面很強硬,他們提出,“軍刀既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拒絕了蔣介石要求談判的建議。
即使如此,國民政府仍然希冀像“九一八”事變一樣,透過協商談判解決問題。
因此,一直與日本方面保持聯絡;雙方也一度達成了口頭停戰協議。
只不過1937年7月10日,日軍炮轟轟宛平城使得戰火重燃。
面對日本人的爾虞我詐,國民政府除了“抗議”、“譴責”之外,似乎沒有別的招數。
1937年7月12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再次會晤日本大使館參贊日高信六郎,提出和平解決方案。
該方案被日高信六郎一口回絕,此後,在日本大規模向華北增兵的嚴峻形勢下;蔣介石居然嚴令停止抵抗,放手讓王寵惠與日本人談判。
王寵惠與日本人接觸甚多,瞭解他們的真實想法;對日益惡化的形勢非常清楚。
1937年7月15日,王寵惠在行政院會議上建議國民政府儘快與日本正式斷絕外交關係。
王寵惠的建議得到國民政府重視,於1937年7月17日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此事。
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種,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式,求得盧事的解決!”
因此,會議決定不宣佈與日本斷絕國交。
在此後相當長的抗戰中,蔣介石一直心存幻想;採取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
事實上,哪怕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同胞30多萬人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蔣介石依舊派出的特使不間斷地在香港與日本進行接觸、談判,一直至日本投降也未終斷。
應該說,自1937年以來,中國的抗戰都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雖然中國多次請求美、英、法列強進行經濟和武器上的支援,但後者都不理不睬或者一口拒絕。
英、法擔心日本對他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切斷了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給了中國窩心一刀。
美國稍好,雖然美國商人將大批戰略物資賣給日本人;但多多少少還是向中國提供了一些軍事援助。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候,倒是蔣介石最大的敵人蘇聯,向國民政府提供了大量援助;其總量超過了美、英、法等民主國家的總和。
美國人加大在成都周邊部署軍用機場,日本人在上海對租界越來越強硬的政策;是關錦璘都感覺到,日本和美國必有一戰。
如果日本和美國發生戰爭,對千孔百瘡的中國戰場無疑是一種緩釋。
天不滅華喲!關錦璘有點興奮地在心中喊了一聲,把思緒拉回到眼前。
尋思成都郊區正在修建和已經啟用的B-29大型轟炸機專用機場,是日美必有一戰的前奏曲。
但現在還不能如此評價,只能說美國在成都郊區修築軍用機場;是對中國抗戰的國際人道主義支援。
美國人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