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倫將何大狗送來的膠捲交由田市長沖洗出來，以最快速度派人送往駐守在重慶的劉鶚手中。

劉鶚已經跟《大公報》筆政王芸生講好，照片一到馬上見報；讓戰時首都重慶的人民都知道，精忠報國的大後方中將總都督關錦璘被軍統羈押；罪名是勾結**圖謀不軌。

當劉鶚講到關錦璘被軍統羈押的罪名是“勾結**圖謀不軌”這句話時，王芸生慎重其事地考慮半天嘿嘿笑道：“劉兄是劉湘將軍的公子，憂國憂民大義凜然；王某佩服，可‘勾結**圖謀不軌’一句芒峰畢露，不宜見報！”

劉鶚凝視著王芸生不明事理，王芸生振振有詞道：“《大公報》儘管是眼下的報界之王，但還是要講究鬥爭策略；儘量不要得罪領袖！”

劉鶚似乎明白王芸生的意思沒有說話，可神情王芸生理解；王芸生呵呵笑道：“抗日戰爭以來，國共兩黨以民族大義為重聯合抗日；但蔣委員長對囚禁自己的西安事變一直是隱忍不發，原因再明顯不過——仇視！”

揚揚手臂道：“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國軍將領發動的，但委員長一直認為幕後操手是共產黨；而共產黨對國民黨積怨也是太深，遠去的1928年四一二屠殺我們不提；就1936年的西安事變來講，國共兩黨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協定，可在1937年，馬步芳的部隊還在河西走廊殘殺了2萬8名西路紅軍！”

劉鶚噓嘆一聲：“國共兩黨積怨太深這是不爭的事實，可現在畢竟是共同聯合抗日的時期；軍統羈押共產黨就有點以大欺小，以強欺弱；搶到土匪作風了！”

王芸生訕笑一聲：“劉兄肝膽相照，錚錚鐵骨芸生敬佩；但報紙跟行軍打仗一樣也得講究個戰略！”

清清嗓子道：“就眼下而言，國民黨是執政黨；委員長**坐大的思想十分嚴重，羈押共產黨只是小兒科；屠殺才是大手術！”

一頓，振振有詞道：“劉兄忘了皖南事變？剛剛發生時間不長啊！”

不等劉鶚回答，又道：“卑職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一笑，道：“關將軍是不是有點幼稚！李繼剛被羈押自有解決辦法，他自己一箇中將將軍親自闖入牢房劫獄太盲目！”

劉鶚一怔，婉言道：“王總編忘了關將軍趕來重慶怒砸星臨軒餐館的事，那次關將軍趕來重慶就是求委員長高抬貴手放過李繼剛；但委員長態度曖昧一提起共產黨彷彿挖了自家祖墳，關將軍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客遺風；不能看著自己的戰友被莫須有的罪名活活整死，才出馬營救的！”

劉鶚極力為關錦璘辯解，劉鶚儘管認為關錦璘的行動有點魯莽，可是從俠義角度講，關錦璘是完美無缺的英雄。

劉鶚當然也理解王芸生的處境，蔣委員長口口聲聲講新聞要自由，可畢竟只是說說而已：新聞能自由嗎？**專制的國家執政黨會讓新聞自由？做夢去吧！

王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辦報紙為人民大眾鼓與呼，不比拎著腦袋上前線跟日寇搏殺安全。

王芸生是張季鸞故去後《大公報》的繼任人，王芸生不是共產黨也非國民黨。

他以無黨派報人的身份在國共兩黨對決的夾縫中始終堅持獨立的立場，不僅不斷地批評當權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共產黨的批評。

王芸生筆峰觸及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是關乎國家、社會和人民，他都儘可能以獨立的態度、理性的分析來發表見解。

在報紙獨立與自由精神的思索與實踐方面，王芸生上承張季鸞的獨立精神；並在對自由主義的認識上看得更遠。

王芸生表示：我們建議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有新聞檢查，就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新聞檢查的後果是領袖神聖化，只聞諛詞，身入雲端；政府一切好，絕對無錯。在政府的文告裡永遠責備人民，而不自檢；於是久而久之陷於腐化無能而不自知，以至於否定民主，遠離人民。

王芸生十分注重新聞的客觀與真實性原則，以及報刊的輿論功能。

他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發表《新聞事業與國難》的演講中說，新聞“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異，老老實實，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軌道而行，直接養成堅實的輿論，間接促進社會堅實的風氣。”

抗戰期間，王芸生依照此原則寫的很多抗日報道，使《大公